歐木華

        李金華提出的“財產難界定”問題，確實是一針見血，它涉及很多法律界定等細節問題：是僅僅申報官員自己的財產，還是申報官員夫妻雙方共同財產，抑或是連子女一起包括在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飛近日表示，官員財產申報立法是否會上升為法律，正在進行研究。之前也有報道說，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目前時機還不成熟”。

        早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就有官員發牢騷說：“老百姓為什么不公布財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阻力有多大。

        從目前的情況看，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呼聲已經很高，而研究工作是繞不開官員子女財產這個問題的。遺憾的是，現在研究的是要不要立法，而不是在肯定要立法的前提下，對細節進行探討。

        現在一些官員的腐敗手段越來越隱蔽，洗錢方式也多種多樣，從某種角度看，民眾最不滿官員子女財產非常多，這說明官員財產申報立法工作跟不上形勢需要，甚至可以說，貪腐官員的“對策“已經走在有關法律“決策”前面。

        如果立法工作再不抓緊，仍然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那么，等到出臺法律之時，我們面對的將是一些已經“洗白”的官員，我們甚至無法對這些官員子女的財產予以質疑——這些官員子女會通過開公司、炒股票等等手段來為財產做一番“偽裝”，不法財產就這樣變成合法財產。

        應該承認，財產申報立法，在有信用體系配合下會發揮更大作用，但我們必須厘清一點，并不是要等到信用制度建立，全社會都是在刷卡消費，才可以進行法律意義上的財產申報工作。英國議會早在1883年就通過了關于財產申報的法律——《凈化選舉防止腐敗法》，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信用卡，傳媒和交通更沒有現在發達。可見，把“技術因素”作為立法的前提是沒有必要的。我們今天的中國，無論從哪一方面，都比1883年的英國更具有“技術因素”上的優越性，缺的只是決心——那么，我們還猶豫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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