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今天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給世界經濟復蘇蒙上陰影，也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可回避的“雙重制衡”作用：一是擴大自身消費需求的壓力變得越來越緊迫；二是克服金融危機的困擾，更要發揮經濟全球化環境中的“戰略合作”機制和基于“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理念，來最大化地相互支持所帶來的中國經濟和全球社會福利不斷改善和提高的效果。

        為此，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所強調的“兩條腿走路”，就充分反映了中國政府重視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以及最大程度地去提升“民富”水平所需要的市場支撐能力。具體而言，“十二五”規劃的新意，在于努力實現基于“科學發展觀”基礎上的“包容性增長”戰略。它具體表現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企業競爭力”這兩大方面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

三招改善民生

        在“改善民生”方面，首先是想從三個層面上發力來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沒有錢消費”（民“不富”）的問題：一是想通過城鎮化來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民生活的美好家園，從而創造出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空間；二是通過推動區域經濟發展，調整結構失衡的問題，達到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的效果；三是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是通過強化社會保障的功能等公共服務機制的完善和優化，解決“有錢不敢消費”（民“不樂”）的問題。比如，“十二五”規劃中涉及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等。只有百姓各種的  “后顧之憂”得到緩解，大家才會樂于使用自己寶貴的財富來改善生活質量。

        最后是通過發展高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來充分激活高收入階層在國內消費的巨大潛力，從而解決“有錢沒處安心消費”（民  “不和”）的問題。這次特別提到了發展文化產業的必要性，一方面它是提升中國社會整體積極向上齊心協力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它也能很好地滿足高收入消費群對“精神糧食”的旺盛需求。如果無視這種消費潛力，那么，很有可能在貧富分化的格局中，中國過剩的流動性會走向金融投資領域，造成大宗商品通脹嚴重、資產價格泡沫膨脹的問題。于是，富者顯富的投資行為讓富者更富，而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的一般大眾會被生活成本日益上升的環境，而逼得自己的消費變得更加“拮據”。隨著“仇富”心態的膨脹，很難營造出一個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市場活力”，還會出現官員腐敗和資本外逃的不良現象。

四招提升企業

        在提升“企業競爭力”方面，也能從“四個方面”看出國家的主攻方向：

        一是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來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十二五”規劃強調了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性；同時指出，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是讓我們成為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保證。

        二是深化改革開放的路線，強調科學發展觀。通過構筑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明晰的發展思路，來提升市場經濟的活力，打造  “包容性增長”戰略中所追求的“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理想環境。在我看來，在這方面一定要重視讓民營資本發揮更大作用。不打破市場壟斷的格局和不重視戰略產業的政策扶持，企業是沒有動力去承擔巨大的“埋沒成本”來推進社會“結構轉型”工作的。

        三是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我們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支撐。這就牽涉到中國鼓勵創新的制度完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保護措施、技術專利制度的完善等。盡管社會上對“山寨市場”吸收就業能力等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創新類企業承擔風險的高額成本如果得不到市場應有的認可，中國就很難出現世界一流品牌的企業和高端的產品，從而也就不太可能讓中國高收入的消費群體在中國的消費市場上立足。

        四是“做強金融”服務業，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重要支撐。我已經注意到，中央領導已經在很多場合提出要增加直接金融在經濟建設中的貢獻比例的建議，要讓銀行依托不斷完善的資本市場平臺，做一些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業務。否則，不要說金融機構的活力受到嚴重制約，也會影響到社保功能目標實現所需要的龐大金融資源支撐問題。

        總之，民富了，才有資本消費；生活上無后顧之憂了，大家才能從消費過程中讓“富裕”變成“快樂”。而盡快營造一個“市場活力、反貪反腐、公平福利”的社會環境，則是讓民眾和睦相處、奮發向上的前提條件。“十二五”規劃已反復提到  “發展方式的轉變”，現在已不需要地方政府再搞那種GDP增長的“錦標主義”競爭機制，但是，如果我們對民富目標沒有一個明確的績效評估體系，還是無法避免“形象工程”的出現。同時，長期習慣“政策市”的中國經濟，也可能因為努力目標的不確定性而迷失方向，或者對民富價值判斷的偏離，削弱我們對有限資源配置的效率。所以，應該將“人均GDP的增長幅度”和“同等條件享受社會福利的程度”等衡量民富指標，與“民樂”“民和”等衡量幸福的指數，納入到各級政府績效考核的指標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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