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團

根據中國中鋼集團與另一家民營鋼企山西立恒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的托管協議，立恒鋼鐵將以削債方式托管民營企業山西中宇鋼鐵有限公司，山西中宇所欠中鋼40億元債務，削減為約10億元；山西立恒托管山西中宇后，先支付給中鋼1億元，剩下的9億元根據山西中宇的經營情況，每月償還1億元。這意味著，30億國資將人為流失，或將永遠沉睡在中鋼財務報表的“應收賬款”里。

國企投資失利的案例可謂一樁接一樁。根據報道，中鋼這40億元資金黑洞，很大程度上系“人禍”造成。中鋼原本也有機會將山西中宇的債務控制在20億元，但在南非出差的中鋼前總裁黃天文及其他管理人員首先想到的不是止虧，而是找一塊遮羞布遮住山西中宇這塊傷疤。然而，“血沒止住”，債務規模反而翻倍至40億元。縱然如此，也沒有人為30億國有資產流失負責。相反，國資委對黃天文進行離任審計時，居然采納了黃天文“唯一的意見”，在離任審計報告的第三部分指出，“黃天文擔任中鋼總裁期間，作風清廉，無個人經濟問題”。筆者很疑惑，一個“作風清廉”的評價，可與人為造成的30億國有資產流失功過相抵嗎？

法治社會必然是責任社會，任何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根據《公司法》第150條規定，董事違反注意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國務院《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第40條、41條規定，“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負責人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企業國有資產損失的，應負賠償責任，并對其依法給予紀律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企業國有資產損失負有責任受到撤職以上紀律處分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負責人，5年內不得擔任任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負責人；造成企業國有資產重大損失或者被判處刑罰的，終身不得擔任任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企業負責人”。與此相對應，《中央企業資產損失責任追究暫行辦法》進一步規定，企業發生資產損失，經過查證核實和責任認定后，在依據國家或者企業有關規定要求予以賠償的基礎上，將根據損失程度及影響對相關責任人分別給予處罰。

中鋼巨虧致30億國有資產人為流失，國資委應該毫不猶豫地啟動問責制，而不是讓企業負責人用一個“作風清廉”來逃脫問責。企業負責人作風再清廉，再無個人經濟問題，也不可能與30億國有資產流失功過相抵；更何況是人為流失，而且被削掉的30億債務，也僅是中鋼虧損的一部分。如果縱容這樣的行為，那就是監管失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