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法國開征金融交易稅（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FTT）后，歐盟委員會本月23日又批準了德國、意大利等10個歐元區(qū)成員國征收金融交易稅的申請，由此引發(fā)了國際社會對金融交易稅的熱議，褒貶不一。筆者認為，金融交易稅是本好經，但念好并不容易。

金融交易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亦稱“托賓稅”。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剛剛崩潰，國際貨幣體系正從固定匯率向浮動匯率體系過渡，人們普遍擔憂外匯市場巨幅波動。托賓值此提出對全球現貨外匯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稅，“往飛速運轉的外匯投機車輪中擲些沙子”，通過懲罰短期頻繁的投機性外匯交易，規(guī)避匯率劇烈波動。托賓認為，最好實施一個針對貨幣兌換行為的國際統(tǒng)一稅，由各國政府分別行使管轄權，稅收收入可存入IMF或世界銀行。

從邏輯上分析，金融交易稅是巧妙的理論構思，但理論與現實總有相當大的差距。一些國家在實施金融交易稅時，扛著“打擊金融投機”的大旗，看中的卻是金融交易稅的結果，也就是稅收，其主要目的是充實本國的財政收入，填補債務赤字。

從稅的角度看，金融交易稅首先是一種印花稅，具有“寬稅基、低稅率”的特點。金融交易稅不針對特定金融機構，是對外匯、股票、債券和衍生工具等金融產品的交易征稅，用者自付，課稅對象十分廣泛。金融交易稅雖然稅率很低，只有千分之幾甚至萬分之幾，但由于交易量大，收入很客觀。對于那些財政捉襟見肘的國家，金融交易稅的誘惑力是相當大的。

尤其是國際金融爆發(fā)后，各國政府部門被迫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耗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招致公眾對金融部門和政府的不滿，金融交易稅也再次受到重視，并被賦予新的使命：一是回收財政支出，二是遏制金融部門的貪婪，可謂“義正詞嚴”、“劫富濟貧”。在道義面前，一些歷來反對金融交易稅的國家和國際機構也不得不低頭，有的還提出變通方案，支持有條件的資本管制。此時開征金融交易稅阻力較小，恰恰是政府夢寐以求的“良稅”。

征收金融交易稅后，能否有效遏制金融投機？如何有效區(qū)分正常交易和投機交易？如何控制避稅行為？對實體經濟有何影響？如何在國家間劃分、管理和使用金融交易稅？對于這些問題，筆者認為目前歐盟考慮得既不周詳也不深入。20年前瑞典征收金融交易稅失敗的教訓，讓人記憶猶新。為科學使用金融交易稅，盡量逼近其政策意圖，筆者建議實踐中宜重視以下原則。

一是以遏制短期投機為主。現貨外匯交易應是重點實施對象。對流入的資本征收低稅率，對流出的資本征收高稅率。視情調整稅率、征收范圍和政策實施窗口，必要時可采取臨時管制措施，提高打擊純粹投機交易的準確度。

二是實施差別稅率。對不同性質的交易實行差別稅率，對長期持有和對沖風險的金融交易征收低稅率，對投機交易尤其是高頻交易征收額外附加稅。根據實施效果，科學測算和調整稅率水平，進而實現政策的穩(wěn)定和連續(xù)性。

三是稅收使用兼顧國內和國際。筆者建議將稅收一分為四：25%用于回收支出，補充國內財政收入；25%作為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風險準備；25%用于減貧等國內公益事業(yè)；25%上交聯(lián)合國成立“國際金融交易稅基金”，用于疾病研究、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國際公益事業(yè)。具體分配比例可視情調整。

四是制定不同層次目標。近期目標是在區(qū)域內統(tǒng)一征收，借鑒歐盟的做法；中期目標是在G20框架內征收；長期目標是全球范圍內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