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原本應是會員與組織、被服務與服務的關系，現在卻屢屢“撕破臉”。音樂人宋柯、劉歡就曾聲言要打破音著協壟斷，不少音樂人甚至威脅要集體“退會”。這套歐美舶來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為何頻遭“中國式難題”？“靠制度自肥”的指責是否空穴來風？在音樂作品“被”免費的時代，音著協如何為音樂人討來應有的報酬？畢竟，只有各個環節和諧發展，才能帶來音樂產業的繁榮，也才能讓愛音樂的你我受益。

音樂人的抱怨

版稅收入與國外差距較大，靠版稅生活是種奢談

26日在微博上，《濤聲依舊》的詞曲作者陳小奇“曬”出了剛到手的版稅單，總額不到3萬元。這讓走南闖北的他心里不是滋味。“在香港，好的詞曲作者每年都能拿到幾百萬港元的版稅收入。”這樣的差距，多多少少被陳小奇歸咎于“收費者”音著協的“不作為”。

在著作權法修訂期間就飽受爭議的集體著作權管理制度，如今又遭音樂人發難。不息的批評、難止的質疑，是因為制度設計的漏洞還是版權意識的低迷？

陳小奇曾對媒體表示，香港作曲家及編曲家顧嘉輝“有多少年沒寫歌了，但每年還有超過20萬元的收入，老歌還是能收到那么多版稅。”陳小奇認為，按正常情況，音樂人應該靠版稅生活，寫一首好歌就能換來一年的瀟灑，但現在的條件的確做不到。

對于這番讀解，音著協很是無奈。盡管不便透露具體數據，但副總干事賈松強調，陳小奇的版稅收入應當不低。

而對于版稅清單中像“3分錢”這樣的海外收入，音著協起初也感到困惑，交涉之后才發現，在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電臺，如果歌曲只被電臺播送過一次，那么收費的起點是很低的。“電臺的分配是按照時間計算點數，像國外的歌曲在中國的電臺播放，如果次數不是很多，我們給他們的版稅也就幾毛錢而已。”賈松表示。

但是，對于同樣來自音著協的版稅分配單，《開往春天的地鐵》詞作者吳向飛卻有著另外一番心情，“我是入會比較早的會員，親身經歷了從最初一年只能拿七八百的‘米粒兒’到現在超過10萬元的‘蛋糕’。”盡管吳向飛認同內地音樂人同香港同行的版稅收入差距，但眼見著版稅的“米粒兒”發酵成了“蛋糕”，他仍然寬慰了不少。

“內地的音著協管理的會員太多，盤子大了，工作的細致度就跟不上了。沒有及時溝通的話，會員可能就會有誤解和不滿。”吳向飛這樣解釋會員之間的感受差異。

盡管意見相左、感受相異，音樂人靠版稅生活依然是一種奢談。據陳小奇介紹，現在大部分詞曲創作者只能靠稿費或者勞務費生活，“要么是委約創作，要么就是上電視當評委等這樣的勞務收入。”不少音樂人開始給一些企業創作形象歌曲，而非自發創作。“企業歌曲在北京一首可以達到50萬元，而且只負責譜曲，還不包括錄音、制作費用。”

音著協的難處

獲酬能力低屢遭質疑，面對侵權行為力不從心

盡管會員對于音著協的服務或滿意或不滿意，但音著協獲酬能力低卻是不爭的事實。“去年我們的收入是8800多萬元，僅相當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同類機構的零頭。”音著協副總干事劉平略有些無奈地說。據報道，美國的類似機構ASCAP于2009年收集了總計約9.9億美元(約合61.6億元人民幣)的版稅，其中8.6億美元左右(約合53.5億元人民幣)用于會員分配。

“獲酬能力的高低，跟著作權法的整體實施水平相關。”賈松說，負責收取香港地區門店許可費用的人員只有四五人，但工作開展得卻很順利，“要是換了內地，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被店家轟出來都有可能，關鍵我們的民眾還沒有形成付費使用音樂作品的習慣。”

“就拿商業場所播放的背景音樂來說，內地屬于合法公共播放的商家只有1萬多家，相較于我們的商家總數量，不過是九牛一毛。”劉平表示，如果所有商家都能自覺繳納版權費用，音著協的收入將直追國外，“各位權利人的版稅自然也就水漲船高了。”

在劉平眼里，音著協只是“群眾組織”，面對普通的盜版、侵權行為，沒有執法權，維權方式也十分有限，“一來就是交涉，二來就是訴訟或者行政投訴。”面對汪洋大海般的使用者，員工僅50多名的音著協顯然有些“力不從心”。

而低廉的違法成本也是導致侵權者心無懼意、音著協難收費用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們一首歌的侵權賠償能到三五千就很不錯了，低的有兩三百的，這樣的違法經營成本怎么能夠起到威懾作用？”劉平無奈地說。美國2009年時發生了一件著名的音樂版權侵權案例，明尼蘇達州地區法院判定身為侵權者的單身媽媽向唱片公司賠償192萬美元，平均每首歌的賠償金額高達8萬美元。中美在著作權侵權案中的判罰力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