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趙笛 李映泉 任世磊 郎曉俊

2012年底召開的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頗引人關注，作為定調和指導來年經濟政策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傳達的精神值得市場重視和品味。

對此，《每日經濟新聞·年度投資特刊》特選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大關鍵詞，通過對學者、專家的采訪，讓專家解讀未來的政策方向，給2013年的投資提供參考。

基調

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給來年的經濟政策定一個基調。從歷史經驗來看，這一基調往往與當年經濟形勢所面臨的問題大有關系。同樣，新基調的出爐，往往又會對未來經濟政策的出臺奠定更多基礎。

比如2009年為2010年確定的主題是“從保增長到促轉變”，這表明經濟增長更加注重提高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更加注重推進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增強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正是有了2009年末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全新認識，才有了2010年一連串具體政策的出臺，比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大節能減排的力度，七大新興產業規劃的提出等。

再比如2011年中期歐債危機加劇，當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仍將十分嚴峻復雜，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上升”，并提出“增強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繼續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2012年中期，居高不下的通脹終于拐頭向下了。

如今，2012年為2013年確定的基調之一是“擴大內需”，其背景在于2012年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同時海外需求疲軟，因此依靠大規模投資以及大量出口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現狀必須改變。正是在此基調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加速城鎮化建設等內容，這也是“加快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新增長點”的主要方向。

宏觀政策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這種政策的定位往往能夠影響來年股市的牛熊。

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表述上看，如果將偏向積極的變化理解為“正號”，將偏向消極的變化理解為“負號”，那么在未來一年的時間里，前者上漲的幾率更大，后者則多半下跌。當然，以此作出判斷的時候，也要衡量當時的估值水平。

比如2007年定調2008年時，財政政策維持為“穩健”，貨幣政策從“穩健”轉至“從緊”，滬深300估值也從32.5倍升至44.42倍，兩個“負號”導致次年股市下跌65.39%；而當2008年定調2009年時，財政政策從“穩健”轉向“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向“適度寬松”，估值從44.42倍降至15.51倍，出現三個“正號”，次年股市上漲79.98%。如今，2012年定調2013年將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大致可以理解為“一正一負”。僅僅以此來看，2013年的股市不會有想象中的大牛市。不過，與2011年、2012年的“一正一負”相比，2013年的“一正一負”有兩個積極的背景：一是市場估值很低，二是貨幣政策或“穩中偏積極”。

據同花順iFinD數據統計顯示，2010年底，上證指數市盈率為15.45倍，滬深300指數市盈率為14.34倍，中小板市盈率為45.78倍；而截至2012年12月21日，上證指數市盈率為10.62倍，滬深300指數市盈率為9.95倍，中小板市盈率為27.79倍。顯然，2012年底的市盈率水平很低，這為2013年的反彈奠定了基礎。

此外，雖然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但實際情況或比“穩健”更為積極。

星石投資總裁楊玲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配合城鎮化這條投資主線的貨幣政策會在明年中性偏松，或者說相對寬松。這種寬松總體不一定會表現為不斷地降息、降準，而在于社會的廣譜利率水平。因為除了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之外，現在融資體系發生改變，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并重，直接融資這塊利率現在很高，到明年會下降。

顯然，若穩健的貨幣政策透露出“積極”，“雙正號”的宏觀政策將對2013年的股市構成利好。

重質重效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提及經濟增長的措辭上，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較往年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首先是“快”字的消失。過去的中央經濟會議中，“快”一向是經濟增長固定的前綴，無論是“又好又快”還是“平穩較快”，“快”的基調總是不變的。而本次會議中，“快”字消失，“持續健康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目標。其次，“質量”和“效益”在本次會議中也是首次被置于最醒目的位置。

“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一名經濟學家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不再刻意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而更加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這實質上代表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經濟增長的質量在于：第一，增加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利潤；第二，增加人民的實際收入，真正實現藏富于民。而效益則在于對資源、能源的高效利用，產業附加值的不斷提高，當然還包括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粗放型擴張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并嚴重受制于高污染、高能耗、重復建設以及資源利用效率低的瓶頸。今后的發展將不會再走同樣的老路，一定會向更加節能環保、更有利于民生的方向轉型。

“實際上，經濟發展最終目的是提高民生。如果說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追求人們的溫飽和社會經濟的積累，那么新的經濟增長目標就是滿足人們更高層次的需求。因此，經濟轉型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也是相匹配的，人民福利的提高是經濟增長質量最重要的評判依據。”

董登新認為，過去的十幾年，中國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在于兩點：一是房地產熱，十幾年間房地產市場從無到有，經歷了跨越式的變遷，使得整個社會的財富觀發生了顛覆；二是重工業化，以汽車、鋼鐵為代表的重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推進，在產能的擴張上已經達到極致，未來中國整個重工業可能面臨大量的行業整合，這也是倒逼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升級的一個契機。

董登新認為，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目標很可能會適度下移，但只要保證質量，在6%~8%的區間以內都應該是比較健康的增長。

減稅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而近期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也提出，明年在落實好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基礎上，要依法加強收入征管、應收盡收，但要堅決防止收取“過頭稅”“過頭費”。同時要切實厲行節約，嚴控一般性支出。

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一名財稅專家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已經連續十多年大幅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這一現象無疑意味著社會財富正不斷向國家財政集中。“財政收入的增速遠超GDP的增長，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長遠來看，財政的過度增長顯然有很多不利的地方：第一，容易加劇政府的盲目投資與過度開支，從而導致產能過剩和效率低下；第二，過高的稅負會加大企業以及個人的負擔，不利于企業的擴大再生產以及人民的消費；第三，人民大眾無法更好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這名專家表示，繼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不僅是民眾的迫切期望，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當務之急。“結構性減稅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據產業政策，對不同的產業進行差異化的征收，有減有增。在對中小微企業的減稅上，我們還應該加大力度。”

此前，財政部宣布下調了部分進口商品的關稅，包括進口奶粉在內的780多種進口商品將實施低于最惠國稅率的年度進口暫定稅率。對此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向記者表示，這意味著我國的外貿政策發生方向性的轉變。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一直鼓勵出口創匯，增厚國家的外匯儲備。但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降低進口關稅，說明我國將更加注重國際收支的平衡，同時也能讓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經濟全球化的福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強調，要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融資成本。某券商宏觀策略分析師向記者表示，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規模符合穩增長的需要，但融資難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融資的門檻高和成本高，這就需要進一步降低融資門檻，擴大直接融資占比，打破銀行信貸壟斷。在直接融資的選擇當中，通過債券融資應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改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此外還特別強調，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就目前而言，經濟體制改革是非常急迫的。”武漢大學商學院經濟系主任文建東教授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經濟體制改革包涵的方面非常廣，譬如收入分配改革、稅制改革、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等多個方面。”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張曉晶認為，未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應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是理順資源能源價格，推進勞動、資金、土地等要素市場化；二是精簡機構、減少審批，減輕政府行政成本，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三是推進財稅改革，特別是結構性減稅；四是打破壟斷，促進公平競爭，鼓勵民營經濟發展。

對百姓關心的收入分配改革，文建東認為，應注重收入結構的兩端，要通過某種形式，調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用于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而這種調節工作應在收入取得之前和取得之后兩方面同時著手。

“為什么要在收入取得前就開始調節？因為中國有相當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不合理，體現在依靠壟斷取得，現在急需打破這一壟斷，在收入取得前就扼制住不合理的畸高收入來源。”他表示，“而在收入取得后的調節則依賴于稅收，通過個人所得稅等形式，進行二次分配。”

黨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較2010年實現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宏偉目標。文建東認為，對此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逼迫企業給員工漲工資，否則可能會大大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從而引發企業家移民、企業不斷轉產等惡果。政府自身需要減少在經濟活動中的收入，并將這部分收入還利于民，一方面改善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也能保證企業自身的競爭力。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則認為，要想真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最核心的辦法還是大力發展高附加值新興產業，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增加企業的利潤，最終增厚人民的勞動報酬。

內需

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的增長已經出現頹勢，消費則被寄予厚望。今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這意味著我國內需增長將迎來更多的發展機遇——消費的增長離不開內需的拉動，內需毫無疑問成為影響明年的關鍵詞之一。

城鎮化給內需帶來的機遇不言而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有統計顯示，若未來城鎮化率提高速度保持現有水平（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則意味著每年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至城市。

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還存在差距，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其實也是消費觀念更新和消費結構升級的過程，這必將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

“城鎮化對內需的拉動更多體現在對消費的拉動上。”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這主要體現在部分居民轉移到城市居住之后，收入增長帶來的消費增長，這種消費從結構上來講，更多將偏向中低端消費，因此對于渠道下沉到縣市一級的商業來講獲益更大。

東莞證券金融工程與策略分析師潘紹昌對記者表示，“城鎮化的建設，必然會帶動基礎建設的投資規模，同時刺激基建類的投資需求，對帶動當地就業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有助于當地資產價格、商業貿易等方面發展，提升居民購買力，因此對拉動內需有很大幫助。

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我國消費總量和消費結構也將改變。中金公司預計，至2020年，我國消費市場總額將達45萬億元，是日本的兩倍、居世界第二；社會零售總額有望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在消費上，城鎮化將明顯拉動食品、服裝、教育、文化娛樂、交通、通訊等消費。

海通證券分析師高遠認為，推進城鎮化必然會讓當前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將進一步推高服務業占GDP中的占比，伴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上升，民生相關的財政投入和消費升級將會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并催生許多新興第三產業，以滿足不同類型的市場需求。

土地

土地流轉問題再次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提出，完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要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

事實上早在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要求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決定賦予了農民流轉承包土地、獲取流轉收益的權利。

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及，要在“收入倍增”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農民收入至少應與城鎮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并力爭超過。有分析認為，要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重點是穩定家庭經營收入、促進工資性收入增長，讓農民從價格上升、產品增值中得到更多實惠，同時擴大農民就業、創業空間，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增加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此外，土地流轉勢必會推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而帶動農業向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方向發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隨著大量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外轉移，一些地方開始出現農忙季節缺人手、務農勞動力老齡化和農業兼業化副業化的現象，培育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要求更加緊迫，而這都離不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數據顯示，過去10年，我國農業機械快速增長，農作物綜合機械化水平顯著提高。2011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54.8%，比2005年提高了19個百分點。

從其他國家的情況來看，城鎮化的推進與農業機械化也有聯系。以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例，城鎮化率在30%~70%時，是農業機械高速發展期；而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51.27%，這意味著我國農業機械正處于高速發展中前期。

光大證券分析師陸洲認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符合農業生產發展趨勢，受到國家長期政策的扶持，市場前景廣闊。

城市

在推進城鎮化的背景下，城市作為影響明年的關鍵詞當之無愧。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及的城鎮化，被很多研究譽為“新型城鎮化”，其新意就在于未來的城鎮化進展，將不再是鋼筋水泥式的城鎮化，而是更強調消費結構升級、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城鎮化。

中國經濟在經歷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的發展普遍面臨資源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方向是建設美麗、環保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不僅重視“量”的擴大，更要重視“質”的提高，由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到重品質的內涵式發展，建設“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諧城市”。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建設 “美麗中國”。作為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重要舉措，“新型城鎮化”有望成為我國未來5~10年大力推進的發展戰略，用以協調人口與經濟、資源與環境、工業化與城鎮化，以及城市集群發展等多方面的關系。

中信證券分析師王海旭認為，在實施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背景下，給、排水和固廢處理設施建設、土壤修復及危棄處置成為各級政府提升城市承載能力的重要途徑。這不僅將對新型城鎮化形成重要支撐，也是拉動投資的有效手段，更有助于推進生態文明并最終建成美麗中國。

美好的城市除了美麗的環境外，還意味著居民的健康及生活的便利。為居民提供更加優質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是新型城鎮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醫藥、醫療、環保等領域同樣面臨機遇。

城鎮化還有望使縣級醫院迎來發展。國泰君安分析師李秋實認為，在我國新型城鎮化引領新一輪的向上周期興起時，覆蓋我國70%人口的縣級醫院有望迎來歷史機遇。也有券商分析師指出，對于中國醫療服務業，深度城鎮化匹配政策將在供給與需求兩個方向上提供增量；尤其在供給方面，社會資本提供的醫療服務供給增量，將大幅緩解醫療服務業的供需矛盾，在政策環境趨暖以及公立醫院改制如火如荼的情況下，民營醫院發展的黃金期或已來臨。

“城鎮化對整個醫藥行業的影響肯定有，而且是正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至于具體影響，則對每個細分行業不一樣”。

結構調整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的任務，并且是“提高產業整體素質”的更高要求。這意味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目標，已經形成了明確可行的實施路徑。其中，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成為工作重點。

“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問題，不是增速問題，而是質量和效益問題。”湖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周偉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點在于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整體素質，提高我國企業、產業和經濟整體的國際競爭力。”

在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的工作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把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作為工作重點。

周偉認為，國內部分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矛盾，特別是原料、銷售在國外，加工生產在國內的“兩頭在外”的產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光伏產業。

“光伏產業代表了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向，面對當前困境，如果企業把精力放在提高技術和裝備水平上，增加研發投入、推進產業重組、降低發電成本，同時積極培育國內消費市場，在出口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也可以把一部分產能轉移到消費國當地生產以緩解過剩壓力，同時政府部門應出臺包括支持消費方面的扶持政策。那么經過一段困難時期，這個產業可能迎來一個升級的契機。”周偉說。

就在12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5條政策措施。某券商新能源分析師認為，“管理層對國內光伏已經從過去的以刺激需求救市的政策基調切換到協調、指引和幫助產業加速優勝劣汰、調節產能過剩的政策方向上來。未來光伏行業將走入實質性的產能收縮期，有望迎來行業底部的基本確立。”

除了光伏產業，鋼鐵、水泥等產業產能過剩的矛盾也日益嚴重。“2012年我國共下達了19個工業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的目標任務，一方面是以扶持政策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提升生產控制和經營水平，另一方面則是嚴格按照規范淘汰落后產能，為先進產能騰出市場空間。”湖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研究員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房地產

“要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房地產市場，只有這樣簡單的一句話，但所透露出的調控決心卻“力透紙背”。在年末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暖冬”現象、城鎮化建設帶來房地產樂觀預期的背景下，這一定調或預示著更加嚴厲的調控即將到來。

房地產業內人士表示，部分重點城市房價存在反彈的風險。樓市“暖冬”也反映出，由于開發商對調控政策的適應，調控政策對抑制市場的“邊際效應”有所減弱。此外，部分業內人士也擔心開發商會把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作為房價上漲的理由。

湖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研究員認為，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房地產市場調控僅有一句話，但結合整個會議來看，房地產市場調控仍處于重要地位：“首先，會議中提到了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優化經濟結構，意圖就是改變經濟發展的‘房地產化’，讓地方財政不再依賴與房地產業，讓產業結構更合理、更健康；其次，還提出了‘切實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表明國家及相關部門將鼓勵更多的資本投向實體經濟，分流流入房地產的資金。”

一位業內研究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續反彈，土地市場也加快復蘇，一旦有跡象表明，土地市場重回兩年前的復蘇情形，有關部門可能會出臺新的調控政策，再度收緊樓市，確保調控效果持續見效。

而對于普遍認為將對調控起到關鍵作用的房產稅和保障房，該人士認為，保障房雖將改變現有住房結構，但是資金來源、分配與流轉中的種種環節還需要進行合理完善的規劃和論證。而房產稅同樣作用有限，一方面房產稅收入水平低，無法平衡土地財政的差距；另一方面，房產稅也未必能給納稅人增加具有控制作用的持有負擔。

同樣，劉研究員也認為，未來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將持續并可能進一步加大，“可能不再將重點放在限購這樣的行政化手段上，而是更多偏向市場化的手段，例如加強供給來應對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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