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元

城鎮化并不是新概念，中國人編織城鎮化的夢想，已為之上下求索了近一個世紀。現在高層重提城鎮化，并將其作為今后較長一段時間的基本國策，那么，新型城鎮化到底“新”在什么地方？按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馬凱的說法，“城鎮化是隨著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農業人口不斷向城鎮集中、鄉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城鎮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城鎮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不斷向農村傳播擴散的歷史過程。”據此，筆者理解城鎮化包括三重含義：一是城鎮化是農業工業化的歷史階段，沒有農業的工業化就沒有城鎮化；二是分散的農村人口群落向城市集聚，形成農村人口居住生活方式的集成化；三是農村的耕作文化，宗族自治和政府治理相結合的文化方式轉變為現代民主治理的方式。

試想，歷經20余年，我們舉全國之力安置了140萬三峽工程移民，基本上還只是空間的遷移，并未升級到城鎮化的高度。未來城鎮化的數億人口大遷徙，要動用多大財力與物力？難怪前世界銀行副行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大膽推斷：美國的高科技與中國的城鎮化，是決定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

中國的城鎮化真有如此大的作用嗎？且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

西方國家經歷了市場經濟的長期發展，供求已基本平衡，更多時候是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由于西方福利體制較為完善，生活安逸、勤勞不足，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其實就在于此。中國在總體上生活水平不高，尤其農村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人們改善生活、改變命運的欲望非常強烈。如果政策得當，不走彎路，中國的城鎮化步伐會非常快，由西方人摸索出來的城鎮化，中國人將會“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果能如此，城鎮化催化出來的巨大需求，正好吸納美國科技革命創造的生產過剩。這樣，世界經濟在供給與需求兩方面達到了相對平衡，必將快速穩定的發展。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主要靠出口戰略，外貿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達到35%以上。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世界市場吸納中國過剩生產能力的潛能在逐步縮小。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而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于城鎮化。

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移，農民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社會性的供給需求方式轉變，這就需要加大現代服務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從而有力拉動投資需求。城鎮化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以加快供電、供水、道路、通信、燃氣、熱力、垃圾污水處理等設施建設，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以及商貿、金融等各類服務業的設施建設。城鎮化需要大量房地產投資，以滿足住房需求和工商業生產經營需要，這樣由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所創造的生產能力的巨大提升，將由源源不斷升級的城鎮化所釋放的內需潛力所吸納，從而達到中國經濟在不斷高速增長過程中的動態平衡，保證經濟的持續高速穩定增長。

長期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中一、二、三產業比例不協調，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西方國家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我國服務業多年來徘徊在40%左右。服務業嚴重滯后，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其中由于大量散居農村人口的存在，農村服務業難以形成規模化。城鎮化帶來的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不僅能推動以商貿、餐飲、旅游等為主的生活性服務業和以金融、保險、物流等為主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而且能推動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發展，從而能夠使服務業范圍不斷拓展、規模不斷擴大、質量不斷提高、比重不斷提升，最終改變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局面，推動形成一、二、三產業協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現代農業是建立在機械化、化學化、電氣化、生物智能化等基礎之上的高科技農業，其實現形式是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和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中國要實現農業的“四化”就必須讓部分農民脫離土地，引進社會資本將土地整合起來，改造農田基本設施。因地制宜，根據當地民俗及產業資源特點建立真正符合農民需求的城鎮，讓農民既能聞到鄉土氣息，又容易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還能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質，這樣才能讓農民真正放心離開土地，安心居住在城鎮。

農業產業化涉及種植、養殖、加工，需要大量廉價的產業工人，城鎮化無疑為這些產業提供了巨大的勞動力蓄水池和后備軍。這些剛離開土地的農民由于對農村、農業非常熟悉，稍加培訓就可以培養成較高素質的產業工人，而城鎮生活成本相對較低，這又會形成第二次“人口紅利”。

城鎮化還是促進社會治理方式民主高效的催化劑。在西方文明的發展史上，由于各國的主要政權機構或政治中心在城市,城市的自身發展、建設和改革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城市作為民主政治的發祥地始終處于先鋒地位。可以預料，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將更加民主和高效。

（作者系上海大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融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