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既貴又難”，已成實體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阻礙。疏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血脈”迫在眉睫。

繼5月末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落實和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后，兩個月內，國務院常務會議兩度明確要求，要花大力氣解決融資難、融資貴。

融資“既貴又難”的老問題引發高層如此關注的背景是：近一段時間，不少銀行大量借助信托、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業務，無形中形成企業獲得融資的“買路成本”；一些理財產品、融資方式“創新”，不僅沒有成為服務實體經濟的渠道，反而淪為規避宏觀調控、信貸政策的妙方，僅僅充當銀行與企業間的資金“二傳手”。

來自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大企業不再專注于主業，而是熱衷將上千億資金投向理財產品，再通過金融機構向緊缺資金的企業放貸，模仿銀行向不易獲得貸款的企業賺“利差”。

盡管貨幣信貸總量不小，盡管市場整體“不差錢”，但由于理財產品資金運用不能與實體經濟對接，企業經歷的融資環節卻越來越多。不僅如此，部分資金最終還投向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及過剩產業，融資的低效率更帶來潛在的風險。

按照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各相關部門也將于近期出臺配套辦法。但如何在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下，做好企業融資市場的規則制訂，打破既得利益機構的約束，將考驗調控者的勇氣與智慧。

讓金融之水流向實體經濟，已是最為迫切的呼聲。

銀行理財“去通道”

直接對接實體經濟

在7月2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部署了多項舉措，以期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問題。其中，針對銀行理財環節，會議提出要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不必要的環節，整治層層加價行為，要求理財產品資金運用原則上應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

針對這一要求，業內人士和專家指出，在銀行理財層面，相關通道業務是導致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的“元兇”之一，因而去通道化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

“從目前銀行理財產品的投向來看，除了投向貨幣及債券等固定收益類資產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向非標類資產的，而這類資產其實就是和實體經濟直接對接的部分。”某國有大行高級產品經理向記者表示。

該人士指出，盡管銀行理財資金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投向實體經濟，但是由于銀行理財產品沒有明確的法律框架支持，因此理財產品在交易主體的認定、核算估值制度的制定、結算賬戶和證券托管賬戶的開立等方面均存在障礙，已成為理財產品向規范的資產管理產品轉型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也導致了此前諸多理財產品只有借助信托等通道來開展相關業務的現實。

“所以說，導致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企，一部分原因在于目前監管對于銀行信貸規模的控制，使得在有限的貸款規模中，大型央企擠占了一部分原本該屬于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另一方面，過多的通道導致企業的融資環節過長、各類機構都要在其中賺取手續費，使理財產品原先的短中介鏈變成長中介鏈，最終使得其融資成本‘層層加碼’。”上述產品經理分析道。

因此，“去通道化”是銀行理財能更好地對接實體經濟的方法，也是目前監管和各商業銀行正在努力的方向。去年10月，部分銀行試點推出銀行資產管理計劃，便是銀行理財向資產管理業務轉型的明證。在這次試點中，銀行理財同時還試點債權直接融資工具，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繞開過往的“通道”進行投資。

“不過銀行理財向真正資產管理產品的轉變，也就是所謂的去通道化的實現，最重要的是需要盡快確立銀行理財產品的法律主體地位。”上述人士指出。

不僅如此，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看來，要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復雜程序，還需要在監管政策層面進行一定的調整。“銀行此前通過做大量的表外業務來投放資金，實際上是一種繞道監管的行為。這其中或許有銀行為了做大中間業務收入而進行的繞道沖動，但也包含了一些諸如因貸款規模限制而選擇通道業務的無奈。”

曾剛認為，要更好地使銀行資金與實體經濟對接，尤其是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目前監管層應該適當在總量上進行調控和放松，“比如之前央行的定向降準，引導信貸資源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就是很好的手段和方式。”

除此以外，曾剛還建議監管政策可以在結構上進行優化。“比如針對一些專門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銀行，在新增貸款規模等方向上予以適當放松，對不同的金融機構實施差異化的政策規定和要求，引導銀行資金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實體經濟領域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