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杜宇

精彩觀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

現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要更多強調市場的作用，并非不要政府作用，意味著要把眼光放長遠，要深化改革。

如果過于強調需求管理，為了穩增長而穩增長，可能會產生副作用和后遺癥，因此需要在改革和宏觀經濟穩定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不能過度倚重供給側而忽視需求側，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2015年前三季度GDP增速首度“破七”，經濟仍面臨下行壓力。中央明確“十三五”期間堅持深化改革，并以經濟改革為重點。

在保增長與改革之間存在“摩擦”。若改革出現問題可能導致經濟硬著陸。因此，保持經濟穩定是改革前提。

那么，該如何尋求這個平衡點？為此，《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

每經記者李彪

從政府調控到全面改革

NBD：您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

李佐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包含兩個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生產要素投入，如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投入；另一方面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由制度變革、結構優化以及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決定。

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囊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說，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于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

NBD：供給側改革有何重要意義？

李佐軍：強調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就是尋找經濟發展新動力，過去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以及出口）中，需求邊的動力逐漸減小，所以需要在供給側尋找發展動力。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改革短期或影響經濟增長

NBD：目前，經濟發展處于減速換擋期，在此背景下推進的供給側改革會影響GDP增速嗎？

李佐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之間既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強調中長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短期不一定有非常明顯的效果。但從中長期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是一致的。

GDP的短期增長不可能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的釋放需要一個過程，有些改革還會對短期增長造成沖擊。相比之下，GDP增長短期靠投資、需求拉動比較明顯。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需求管理政策可以撫平經濟周期波動，防止經濟過快下滑。

但如果過于強調需求管理，為了穩增長而穩增長，可能會產生副作用和后遺癥，因此需要在改革和宏觀經濟穩定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NBD：您認為在經濟下行和改革需求交織之下，如何才能找到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平衡點？

李佐軍：改革主要是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經濟穩定主要是通過需求管理，其實改革和宏觀經濟穩定之間的平衡就是平衡供給側與需求管理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通過需求管理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長期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二者要達到某種平衡，這種平衡更像是一門藝術，要根據不同狀況有所調整，沒有絕對的好或者差。

要強調的是，很多人認為，強調供給側的改革意味著不要需求側管理，意味著對過去經濟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大調整，這類觀點有失偏頗。從經濟學基本原理看，供過于求會導致產能過剩，供不應求會導致市場短缺，供求均衡才是較理想的狀態。

國務院明確強調，要釋放新消費，創造新供給，從而形成新動力。現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要更多強調市場的作用，但并非不要政府作用，意味著要把眼光放長遠，要深化改革。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學會掌握平衡，不能過度倚重供給側而忽視需求側，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改革需“啃硬骨頭”

NBD：對于當前推進的以供給側改革為代表的一系列宏觀經濟層面的改革，您有怎樣的預期和建議？

李佐軍：當前來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解決好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解決人口和勞動力問題，優化人口結構，以及勞動力就業率、素質和積極性提高的問題；二是要提高資金投入效率，優化投資結構，避免資金錯誤配置；三是要對土地和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土地等資源的利用效率；四是要激發企業家的精神，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五是要優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進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轉變。

促進經濟發展有四組基本動力：需求邊動力（投資、消費、出口）、要素投入動力（勞動力、資本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動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以及中國特色動力（以增長為導向的價格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變革就是改革。

我對改革的預期，就是按照“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在一些重要的改革領域和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基本使各項制度更加成熟，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建議加快改革步伐，優化改革方式，調動各個主體改革積極性，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改革方式有機結合起來。

NBD：在“十三五”或更長一段時期內，您認為還需要推進哪些關鍵領域的改革？

李佐軍：當前來看，中國經濟面臨著一些兩難選擇，主要表現在：穩增長與調結構、調結構與控風險、控制風險與釋放風險、穩增長與保環境、擴大出口與留住資金、靠政府還是靠市場、短期刺激與長期驅動等方面。

改革是為了消除發展障礙，理順各個主體的責權利關系，目前需要推進的改革主要有五個方面：國有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以及司法制度改革。當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很關鍵，現在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

綜合來看，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現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氣、魄力和智慧來“啃硬骨頭”。要對過去的改革進行認真總結和梳理，對未來改革的環境進行深入分析，對改革釋放新紅利的路徑進行準確把握。只有這樣，才能在未來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