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馮彪 2015年初，一篇《去日本買只馬桶蓋》的文章在網絡引起不小的轟動。一邊是國內制造業壓力加劇，另一邊卻是國人在國外瘋狂掃貨。這背后折射的是隨著公眾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費需求也向中高端轉移。 2015年11月以來，官方多次強調從供給側著力經濟調整。中國科學技術戰略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劉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時表示，“就制造業而言，供給側調整就是通過生產技術等創新來提升勞動生產率，進而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 談轉型升級同時做好“加法”和“減法” NBD：PPI持續下滑、PMI位于榮枯線以下。您如何看待當前制造業現狀？轉型升級有哪些路徑？ 劉峰：目前制造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原來依靠投資驅動，大規模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模式已經很難為續，大量過剩產能需要出清。在近幾年，我國傳統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亮點，未來產業升級轉型的方向也逐漸明確。 我認為現在產業轉型升級有兩個動能，一是傳統行業利用智能制造技術實現大規模定制化的生產，并實現生產方式的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同時，將產品制造與服務一體化來提升附加值和競爭力。目前，在成衣制造，裝備制造等領域到出現了一些成功轉型的企業，為我國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經驗。二是依靠新的技術突破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在新興產業領域，新能源、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等發展得比較快，規模也比較大；但是其他新興產業，如3D打印、精準醫療等多處于研究和產業布局階段，大規模應用還不成熟。 NBD：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的調整，制造業轉型升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劉峰：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需求刺激政策。發展到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矛盾和特點發生了變化，需要強化供給側政策的功能。就制造業而言，供給側政策需要同時做好“加法”和“減法”，一方面，擴大制造業轉型升級所需要素的有效供給，提升創新能力、提升全員素質、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提升要素供給的效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另一方面，做好“減法”，重點是政府要簡政放權、加強政策制度協調性，降低企業轉型升級的社會成本，給企業松綁，給企業減負，激發微觀經濟活力。 NBD：傳統行業、產能過剩行業在轉型升級中有哪些好做法？ 劉峰：我認為，沒有夕陽的行業，只有夕陽的產品。傳統行業可以通過技術和工藝創新，改善產品性能，也可以改商業模式，從而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總體上看，傳統制造業更多的要向“客戶驅動型”制造升級，在C2M的大框架下來探索自身升級的路徑。 談智能制造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 NBD：在您看來，我國的智能制造目前處于什么水平？有哪些挑戰？ 劉峰：智能制造是個很泛的概念，主要特點包括數據驅動，生產系統自感知、自組織等特點。我國多數制造業總體上還處于自動化的階段，也有一些行業的智能制造開始起步。中國制造業要進入智能制造階段，還需要補一些課，如精益生產的課、工業工程的課。同時，中國智能制造與德國工業4.0，美國工業互聯網的發展路徑和特點應該不一樣，我們更多的是要做“客戶驅動型”的智能制造，在C2M的大框架來布局。 我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智能制造上還面臨一些共同的挑戰。首先是技術問題，傳感器、芯片、控制軟件、安全控制等核心技術需要突破。另外，還有成本問題，因為智能制造系統升級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另外有兩點挑戰，現在很少人提及，一是數據的權屬問題，二是智能生產系統出現故障和造成損害的法律責任界定問題。 NBD：“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前沿性創新研究，重視顛覆性技術創新”，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變化？ 劉峰：在2006年，我國發布了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確立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戰略。鼓勵企業開展基礎性前沿性創新研究，重視顛覆性技術創新，并非意味著我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變化，只是對這一戰略的深化。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科技發展路徑主要是學習引進西方成果，然后消化吸收再創新。 在現階段，我認為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效率更高，因為這是在別人的基礎上往前走一點，風險小，成本低，效益好。政府可能希望企業更多研發顛覆性技術，但從企業成本效益角度考慮，還是引進、消化再創新的路徑更具可行性。 NBD：您認為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應避免哪些誤區？ 劉峰：一是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現在談到制造業升級，必然談到德國工業4.0，美國工業互聯網，并以其為標桿。但我國的制造業基礎底子薄，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與德國、美國差別很大，不能簡單模仿，必須走一條適合我國制造業自身發展需求的道路；二是避免短缺思維和冷戰思維，認為我們缺什么，就應重點做什么，甚至追求大而全，開展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產業技術研發布局。這不利于我們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分工下，應該更多地做我們擅長的事。 精彩觀點 我認為，沒有夕陽的行業，只有夕陽的產品。傳統行業可以通過技術和工藝創新，改善產品性能，也可以改商業模式，從而獲得新的競爭優勢。 我國的制造業基礎底子薄，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與德國、美國差別很大，不能簡單模仿，必須走一條適合我國制造業自身發展需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