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24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3調降至A1，同時將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 穆迪提出調降評級主要有三個理由，即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地方債及企業債將增加政府或有債務。專家認為，穆迪的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明顯的誤讀和誤判，評級結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預測，2018年中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將達40%，2020年達到45%。但事實上，2016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36.7%，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有望保持合理規模，2018至2020年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預計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李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來，中國5年期國債信用違約互換（CDS）的基準價格在80個基點左右，而這一指標幾年前曾高達150個基點，這說明國際市場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風險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調中國評級的消息后，離岸人民幣微跌，總體來說市場反應平穩。 其次，穆迪認為，中國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改革持續深化，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再次，穆迪在報告中稱，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這更是對中國法律和相關法規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等規定，穆迪的上述觀點不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財政事務部主任維托爾·加斯帕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仍然比較低。同時，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要健康，中國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產遠超負擔的金融債務，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火力”來管理債務風險。 自去年以來，不少西方機構和媒體多次談及中國債務風險。去年3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后來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 穆迪此次在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同時，上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似乎在顯示其評級的平衡與公允。但業內人士指出，穆迪此舉更多是一個技術層面的變化，在對未來前景持同樣預期的情況下，調低當前評級，展望就會上調。 有分析人士認為，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咨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首先，西方評級機構過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較大，主觀性較強，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性。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程偉力表示，2007年，新興市場國家獲得的評級通常比負債水平近似的發達國家低8到12個等級。隨著新興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2015年也僅僅縮小了兩個等級。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2016年股東大會上，“股神”巴菲特被問及為何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沒有得到3A最高信用評級時說：“這種信用評級根本是錯誤的機制，而且是阻礙不前的機制?！? 其次，評級機構過度依賴歷史數據，評級行為高度順周期，難以做出前瞻性的預警。例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穆迪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仍一直將希臘的A1評級保持到2009年年底。要知道，A1評級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五高評級，這說明穆迪評級存在滯后性，缺乏前瞻性。 當然，盡管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信用評級存在偏差，我們不妨本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機構的觀點視為對防范風險的提醒，把風險管控進一步做牢做實。 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管控債務風險，包括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全面構建債務監管體制、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加斯帕爾所說：“中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債務風險問題，并已采取相應措施?！? （作者為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