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劉晨光    每經編輯｜張海妮    

有人7歲時就感到身體不適，卻直到25年后才查出真實病因；有人確診了病因，卻因患病人數太少而沒有可用的藥物；還有人因藥費太高而無法負擔。他們都是罕見病病人。

近年來，罕見病是醫學界比較受關注的話題，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罕見病被發現。《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相比于歐美部分發達國家，我國在罕見病的防治制度上，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在2019第八屆罕見病高峰論壇上，建構罕見病防治體系是一個重要議題。進一步科學賦能患者組織，提升患者組織的中介作用，進一步完善孤兒藥的需求、供應和支付等多個領域的制度建設，是未來罕見病治療事業長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孤兒藥研發有天然壁壘

2018年5月，國家衛健委等五部門聯合制定了《第一批罕見病目錄》，首次以官方名義公布了121種罕見性疾病，但仍有不少病種面臨無藥可治的困境。

事實上，由于孤兒藥（指用于預防、治療、診斷罕見病的藥品）大多數屬于創新藥類別，相關資金投入十分高昂。據上海四葉草罕見病家庭關愛中心（CORD）創始人黃如方介紹，創新藥研發呈現出一個漏斗形狀——從眾多的、數萬的可以潛在選擇的藥物分子式，到最后真正產生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的藥物，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成功率很低，平均需要投入10億~20億美元，耗時約10年。

黃如方坦言，研發孤兒藥有天然的壁壘：一方面是罕見病人人數較少，且很多疾病尚未發展出非常精準的診療水平；另一方面，作為以商業利益驅動的藥物研發機構，投資回報率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因素都使得罕見病藥物比常規普通藥物在研發上面臨更多的困境和挑戰。

與此同時，罕見病患者和藥物研發機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信息阻滯，這種情況需要中間方公益組織來協調，患者組織在孤兒藥研發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據黃如方介紹，在過去的30年中，特別是在歐美國家，大多數的罕見病藥物研發早期的驅動力來自于患者團體。

黃如方總結了患者團體組織多方面的作用：一來，患者組織可以作為孤兒藥研發的早期驅動力；再者，患者組織可以連接與罕見病相關的利益相關方，可以搭建開放平臺，讓學術界、醫療界、產業界、患者的家庭及監管機構共同探究罕見病議題。

黃如方認為，患者組織是一個具有資源驅動的機構，可以為科學家的基礎研究、為疾病的早期自然病史研究提供資金，也可以跟科學家、醫生一起去申請政府科研經費，甚至投資一些小型的生物制藥公司；最后，患者組織可以參與藥物研發過程的整個鏈條，甚至包括相關政策的制定。

他還進一步舉例稱，美國小腦萎縮的一個基金會和一個需要做臨床實驗的科學家進行合作——患者組織花了兩個小時就招募了20位患者，完成了這一期臨床實驗所有病人的招募。“患者組織可以帶來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研發，（取得）更快速、更準確的藥物治療的終點效果。”黃如方表示。

作為一個連接患者和其他各方的開放平臺，患者組織的作用不可估量。黃如方介紹稱，2010年我國只有19家罕見病患者組織，現在已超過90家。不過，我國患者組織在專業性等多個方面發展相對滯后，缺乏相關的科學訓練。CORD可以對各種患者組織進行賦能，從而進一步提升患者組織的科學水平。

CORD創始人黃如方發言中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劉晨光 攝

藥物審批提速 倒逼“多方支付”模式

雖然有患者組織協調，但藥物能否研發出來仍是關鍵，這就要求有一種良性的商業運作機制來保證孤兒藥研發者從研發過程中獲利。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罕見病創新藥物被研發出來。數據顯示，FDA2018年批準了59種新分子實體，其中58%涉及孤兒藥。

不過，根據罕見病發展中心與IQVIA聯合發布的《中國罕見病藥物可及性報告2019》，截至2018年12月，出現在《第一批罕見病目錄》中的121種罕見病，其中74種“有藥可治”，但面臨“境外有藥、境內無藥”的仍有21種。

如何推動罕見病事業發展？一方面是推動加快藥物的審批速度；另一方面是建構符合國情的醫療支付體系。《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從全球的情況來看，研發通道已經大大加快，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在罕見病的藥物審批速度上相對較慢，但近年來已逐漸提升。

最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專門提出要鼓勵罕見病藥物研發，對罕見病藥品、新藥實施加快審評制度、優先評審制度等。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生物制品臨床部部長高晨燕表示，目前來看，納入到優先審評的是909個產品，這當中屬于罕見病用藥的有121個產品。 

藥品評審加速了，但從支付角度來講，罕見病的支付體系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艾昆緯IQVIA中國管理咨詢總監李楊陽認為，當前罕見病的支付體系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了大部分人群；其次是大病醫保，是基于基本醫療保險制外的補充型保險；再次是民政和慈善救助，也有很多企業通過慈善基金會的方式盡量提升產品的覆蓋和患者的可及性；最后一類是商業保險。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藥品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陳昊表示，醫保支付罕見病的影響因素很多，需要充分評估支付背后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可持續性。很多罕見病的支付是醫保體系可以承擔的，但并非醫保體系不愿意支付，在考慮支付之前要有比較充分的證據，即支付完以后是否影響資金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陳昊進一步指出，醫保支付一定要考量支付背后的倫理性、公平性及可持續性。

在李楊陽看來，將來的罕見病藥品的準入必須要走多方共付的模式，不可能單純依賴國家醫保目錄的報銷，還必須要考慮一些其他的配套的支付方案，比如可以考慮分期付款、療效險等。

圖片來源：攝圖網

預防機制尚在探索中

誠然，研發治療罕見病藥物是一個十分耗費資金的工程，高昂的藥價也常常導致患者家庭因病致貧，因此在較早的時間對罕見病進行有效的預防和治療就變得十分關鍵。

根據IQVIA全球研究院的報告，以藥品的銷售價格為計算基礎（不考慮醫保支付），2017年美國罕見病患者在單種藥物治療上的年花費中位數是4.6萬美元，374個上市罕見病藥物中，80.5%的藥物治療費用大于6000美元/年。 

在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醫院院長盧光琇看來，罕見病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有效根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預防，“不讓它發生”。

據盧光琇介紹，大多數罕見病是慢性病，通常會危及生命，如果哪個家庭有這樣的罕見病孩子出生，是一件比較痛苦的事情，“大約有80%的罕見病是由遺傳缺陷引起的，現在產前診斷技術、核磁共振的技術能讓我們很早就診斷寶寶有沒有形態學的改變”。

盧光琇表示，根據人類基因突變數據庫收集的引起人類遺傳疾病或與人類遺傳疾病相關的核基因突變信息，世界上已經發現了8000多種基因，同時已發現了20多萬突變信息，該數據會越來越大。

在盧光琇看來，從生殖概念上看，為了不讓遺傳病存在，一般的路線即是如果家中有罕見病患者，很多醫院都有遺傳咨詢門診，要看專門的遺傳咨詢門診，首先要對相關人員的表型進行記錄，包括體征、病史及各項檢查都要十分清楚，畫出家系圖，從家系分析，再看是染色體病還是單基因病。

“已經有很多的技術支撐診斷，首先要明確到底是哪個致病基因、致病的原因是什么，現有的技術是芯片技術。” 盧光琇認為，另外一個測序技術，現在應用較為廣泛，目前已經開始使用第三代測序技術。

不過在患者診斷清楚以后，目前并沒有很多好的辦法進行治療。盧光琇坦言，對孤兒藥開發是一個努力方向，另外一個是基因修飾，但可能會面臨著一定的倫理問題。她認為，攜帶致病基因最大的問題是要傳代，其實生殖是遺傳的方式，沒有生殖就談不上遺傳，婚配時要進行婚前指導，評估子代再發風險。

盧光琇表示，目前生殖干預包含兩個方法：一個是產前診斷，這被認為是消極預防；另一個是孕前診斷，主要包含試管嬰兒技術，這個被認為是相對較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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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藥“風口”將至？

當下，預防罕見病仍然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事情，孤兒藥研發仍然是人類當前攻克罕見病的重要手段。那么罕見病是不是當下投資的一個重要風口，資本進入罕見病市場是否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單從體量上講，孤兒藥市場規模的確十分可觀。醫藥市場調研機構Evaluate Pharma發布的《2019年孤兒藥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孤兒藥市場規模約為1310億美元，2019年~2024年將以12.3%的年度復合增長率快速增長，到2024年達到2420億美元。

雖然罕見病治療領域面臨病多藥少、診療困難和治療費用高企等多方面的困境，但在曙方醫藥董事長兼CEO嚴知愚看來，從企業自身看到的不光是這個“難”所直接反映出來的挑戰，這個恰恰是商業機遇所在。

嚴知愚認為，從企業角度看，罕見病市場有巨大未被滿足的需求，無論是創新還是引進已經獲得批準的創新藥物，此外還有不斷推出的政策所帶來的紅利。

晨興創投董事總經理薛文煜認為，現在罕見病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罕見病藥物總體上來說，從進入臨床到獲得審批的成功概率相對較高，時間比起其他適應癥來說會短一些。

“因為罕見病往往是針對一個相對比較小的人群，對于小的公司來說，有可能自己建立一個商業化團隊針對這個小的群體，可能會變成以罕見病認證為主的公司。”薛文煜稱。不過薛文煜坦言，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講，罕見病領域對于投資來說是一個窗口，可以開始在這里面尋找好的機會，但是距離風口還有一定的距離。

在嚴知愚看來，發展罕見病事業要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創新出符合國情的商業模式，在他看來，從商業化的角度來講，各國的人文、社會、經濟情況都有所不同，醫療架構、醫療政策體系當然也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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