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任飛    每經編輯｜何劍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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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官方公眾號發布了《關于推廣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知》，共5方面47條。

除了推動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現代化，以及健全經濟高質量發展體質機制外，《通知》重點就“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進行總結，提到要發揮政府投資杠桿作用組建早期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對子基金在項目投資過程中的超額收益全部讓渡，同時最高承擔子基金在一個具體項目上40%的投資風險，助力種子期、初創期企業跨越“死亡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就此采訪了深圳本地已獲得深圳市、區乃至配套參與投資的基金管理機構。從他們的反饋來看，深圳創投氛圍的活躍，除了產業配套完善之外，關鍵在于政府出資的比例在不斷提高，同時在讓利的容忍年限上有所延長。且相較傳統意義上的固利式回購，深圳或在投資風險方面給予更多寬容度。

經驗一：財政配套融資支持力度或高于40%

《通知》就深圳創新經驗做法，對深圳發揮政府投資杠桿作用組建早期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做法進行了總結，其中在投資比例方面，提到最高承擔子基金在一個具體項目上40%的投資風險。業內人士指出，市一級財政支持力度上限在40%，倘結合財政配套融資，總體財政引導基金的比例或將更高。

深圳某知名VC投資總監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子基金在申請引導基金投資實務中，會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有財政配套融資的政府引導基金，即在深圳市一級政府引導基金40%上限的基礎上，同時申請國家級財政支持。“從母基金的角度來講，深圳市此前規定政府引導基金對子基金的最高參投比例高達70%。雖然目前整體上有所下調，但也通過政策引導吸引其他財政配套資金共同投資。”

在該人士看來，這得益于深圳本地區的創投氛圍以及產業配套優勢，相比國內其他重視財政補貼的省市來說，深圳在投資結構上更加靈活。不僅如此，就對接子基金募資端而言，深圳市目前也在探索將相關財政補貼“化整為零”，通過基金的方式帶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股權投資。

據悉，深圳市每年劃撥技術改革創新、科技創新的轉向資金多達數十億。“過去，這些錢大多是財政直接向企業進行補貼，省去中間環節，而現在卻提倡通過基金的形式間接參與。”前述投資總監表示，從功能定位來說，財政補貼的目的沒有發生改變，但組建引導基金參與卻能發揮杠桿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本。

經驗二：讓利容忍年限延長，主動承擔投資風險

從《通知》中提及的最高承擔單個項目40%投資風險來看，單個項目擬撬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上限在60%，這意味著，被投子基金的LP序列當中，財政系或占到四成比例。而據前述投資總監介紹，這樣的比例在全國各省市、地區當中依然不多見。

最大的現實障礙來自于財政投資的保值增值，且從深圳和其他地區的財政投資發揮杠桿作用的效果來看，深圳不僅在讓利容忍年限上更長，且能主動承擔投資風險。

據該投資總監介紹，所謂讓利容忍年限，與財政投入的固利式回購要求有關，即作為一種保值增值的穩妥做法，政府引導基金通常都會與其他LP一同參與投資，卻要提前選擇退出兌現。該投資總監介紹：“對于傳統保守型財政LP來說，一般會選擇在投后三年內優先退出，此時財政LP的收益全部讓利；如果是五年內要求GP或其他LP回購，要收取同期銀行貸款利息；假如超過五年，則同股同權。”

事實上，一般的創投基金，特別是早期基金三年內就有明確收益的極少，即便五年內要求回購，也很難實現超本金之外的收益，“因此，多數引導基金只能跟到最后，或提前讓利退出。”雖然從結果來看，財政投資收益端存在不確定性，但該投資總監表示，深圳市相關財政的容忍度偏高，本次通知亦指出，要助力種子期、初創期企業跨越“死亡谷”，而基金陪跑企業步入穩定期，至少要在B輪往后，大多需要花上三五年光景。

但需指出的是，風投事業當中早期投資風險最高，作為本就充當杠桿資金的財政LP來說，提前退出無可厚非，但要拉長陪跑年限，勢必也在推高投資有去無回的風險。“如果投后的財政最終回不來，不僅不利于財政投資的保值增值，更對財政投資的年度績效考核審計埋下隱患。”

然而，正因前述深圳現行相關財政補貼多采用“化整為零”的方式給予引導基金更多傾斜，故在風險承擔上容忍度更高，疊加本土科創氛圍的良好勢頭，實務中的確也贏得不少非財政LP的信賴。

經驗三：政府誠信度高，營商環境好

其實，作為政府引導基金來說，本質上都帶有讓利性質。盡管部分地區會選擇固利式回購，但從投資之初依舊是引導為主，盈利排其次。且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如何協調各LP之間的利益關系，保證引導基金、子基金平穩運行，考驗的還是政府的誠信度以及本地的營商環境。

有投資人表示，部分地區雖然也有類似政策，但因為本地區創新力不足，可投標的有限，因此很難促成社會資本的融入，使得子基金在后期管理階段很容易出現LP之間的意見分歧。特別是當被投項目和投資組合收益尚淺或虧損時，財政系LP或面臨無人接盤的境地。

但從深圳本地來看，相關企業的創新力較強，產業配套集聚，涉及早中期乃至初創期的項目資源較多，GP在投資端具有選擇權。“雖然各級財政的投入會在返投上有要求，但后期政府引導基金的提前退出似乎不成問題。”上述投資總監表示。

據此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獨角獸企業白皮書（2018）》記載，早在2018年初，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獨角獸企業35家，深圳擁有22家位列第一，占粵港澳大灣區獨角獸企業總數的62.9%。

另據《2020胡潤全球獨角獸榜》統計，全球有586家獨角獸企業，比去年增加92家，中國以227家位列亞軍，而中美兩國的“獨角獸”數量占全球總數八成。值得關注的是，“獨角獸”數量排名前12位的城市中，深圳在列，數量超過倫敦。

可見，深圳已經從人才、項目、土地等一系列要素上構建了全方位的政策體系，為獨角獸企業的成長創造優質條件，助力本土創新創業資源聚集，打造全球科創生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