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垣

10月11日，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戴維·卡德、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和吉多·W·因本斯。

這三位經濟學家都是實證勞動經濟學（empirical labor economics）的關鍵人物，為革新因果分析的方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他們得獎的呼聲其實一直很高，“可惜”年齡都比較年輕。今年得獎也是眾望所歸了。其中，安格里斯特在中國知名度很高，還被尊為“安神”。

雖然我個人的興趣不是這個領域，但也或多或少拜讀過他們三人的著作。這是因為，我剛開始接觸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做的就是實證勞動經濟學（empirical labor economics）——我相信現在大多數學生都會選擇這個方向入門。這樣做的原因，并不只由于這個領域比較“容易上手”，更因為那種真切的因果分析的魅力讓人拍案叫絕的同時，又讓人感到自己真正離“經世濟民”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這個方向的研究內容，就我粗淺的理解而言，一般是用數據檢驗某政策、某因素對于一些勞動經濟學指標的因果關系。

自然科學上，要驗證一個因素對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可以通過設計實驗的方式解決。比如看疫苗有效性，可以在臨床階段對受試者進行隨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對實驗組注射疫苗，而對對照組注射安慰劑。一定時間后通過對比兩組樣本的抗體產生情況來判斷疫苗是否有效。這種實驗設計的核心思路是“控制變量法”——保持其他條件不變，就能僅僅觀察某一因素（如疫苗）對其他因素（比如產生抗體）的影響。

而經濟學中類似的分析，則完全是另一個故事了。

很典型的幾個例子：最低工資限制到底是促進了就業還是減少了就業？新增移民對本地居民的工資的影響是增加還是減少？受教育的年限對畢業生工資有什么影響？空氣污染對人類壽命有什么影響？

乍聽起來這些問題似乎很直白，理論上也早就有了相應的答案：比如最低工資限制“顯然”減少了就業，因為雇主雇傭成本提高了，使得他們不愿意去雇更多的員工；新增移民“顯然”對本地居民的工資有負面影響，因為加大了勞動力競爭。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就算真的如此，我們能夠通過實際觀測去驗證嗎？

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去設計實驗，聽起來完全是無稽之談：如何做實驗讓一群移民“突然”來某個城市生活？如何讓“實驗組”愿意呆在空氣污染的環境中，而“對照組”享受新鮮空氣？如果要做類似自然科學的實驗來保證相對嚴謹的對照探究，就算可行，其相應的經濟、社會、道德成本也都是不可估量的。

既然直接設計實驗不行，經濟學家的辦法就是退而求其次，尋找（擬）自然實驗（我也喜歡叫它“天然實驗”）——因為一些政策導致的天然形成的“實驗組”和“對照組”。其實這種自然實驗無處不在。

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上小學的時候政策建議9月1日以前年滿6周歲的兒童上小學；而我正好出生于9月1日以后，所以晚上了一年學。6歲那年相當于“gap”了一年。

其實，這種政策就是一種自然實驗——通過人為設置時間界限的方式，許多9月和8月出生的孩子被分開了：前者比后者晚了一年就讀小學。論年齡，這兩個月出生的孩子基本沒差別；論學習能力和背景，只要你調查的人口足夠多，也很容易保證你的“兩組”觀測值沒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只要合理地使用統計工具，我們就可以較為客觀地探究“晚上一年學（或早上一年學）”這個單一因素對于學生“學校表現/后續升學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了。

我接觸到的第一篇勞動經濟學領域的文章，就巧妙回答了空氣污染對人類壽命的影響的這個問題。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持續空氣污染對壽命的影響：來自中國南北供暖政策的證據》（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作者巧妙地利用了中國南北冬季供暖政策的差異：大多數北方城市冬季集體供暖（一般使用熱電廠并造成空氣污染），而南方則沒有（以秦嶺—淮河分界）。而這條分界線正是作者尋找擬自然實驗的關鍵。

要是在南方、北方各選一個城市檢驗人類壽命差異，好像還蠻簡單的。然而，就算那個北方城市空氣污染指數高達500，南方城市空氣污染指數只有50，結果也是無法服人的——選取的那兩個城市不僅有空氣質量的差異，還有氣候差異、文化飲食差異、地方經濟差異等多種因素影響了人們預期壽命的差異。

本文的核心洞見，就是選取了秦嶺—淮河線南北附近（緯度5度之內）的村莊和城市——這些地區除了供暖與否的差異之外，文化飲食差異、氣候差異、地方經濟差異幾乎都可以忽略不計（而且統計檢驗證實了這一猜想）！于是，選取了實驗組（南北分界線以北5緯度內的城市）與對照組（南北分界線以南5緯度內的地區），施以合適的因果推斷方法（2SLS），這篇文章得以成功證明（暖氣帶來的）空氣污染確實對人的預期壽命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我當時作為一個“小白”，第一次讀到這篇令世界矚目的文章，簡直要拍案叫絕。雖然作者探究的似乎是一個十分符合直覺的問題——空氣污染會導致人類壽命下降，但他們運用政策造成的自然實驗之巧妙、因果推斷方法之準確、得出的結論之讓人信服，不得不令人嘆為觀止。

其實，這種巧妙的自然實驗思想和準確的檢驗方法，正是本次諾獎得主所奠基的。上世紀90年代左右，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拓展了一系列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包括著名的LATE）使得自然實驗能夠準確地得出某因素對另一些因素產生的因果影響。隨后，他們通過自然實驗探究了受教育時間對工資的影響。

與我個人在中國的經歷類似，美國同樣有根據出生日期的對于學生的政策分段。兩位經濟學家證明了：出生在第四季度的美國人由于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育時間，從而工資也顯著更高。

而卡德也通過自然實驗（并應用雙重差分檢驗）準確回答了一系列經濟學家久久未能驗證的問題：新增移民對本地居民的工資沒有顯著影響、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會減少就業等——這些結論都與傳統理論的預測不符，對勞動經濟學領域的傳統理論造成了挑戰、對全球化政策提供了支持。

對于勞動經濟學領域，我其實完全就是個外行，所以也沒有必要班門弄斧。因此，我打算從另一個角度對本次獲獎者的貢獻進行討論。

我認為這三位經濟學家最大的貢獻，其實可以概括為對“無害經濟學”的推動。安格里斯特有一本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教材——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這本書被世界各國很多經濟系采用作為微觀實證課程的教材。

一開始我看到這書名就感到疑惑：既然說“基本無害”，那肯定是針對“有害”而言的。那么，什么經濟學是有害的呢？后來我明白了：當一個研究不能提供準確的結論就妄下定論、甚至急于給出政策建議、又或者盲目把理論生搬硬套到實際的時候。

比如“有害的”理論研究。就拿這次諾獎得主卡德的研究為例：許多理論經濟學家是反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認為這是干擾市場，反而會讓人們就業困難。又有不少經濟學家反對全球化，認為移民必然加劇就業市場的競爭。

長期以來，這些經濟學家通過發表論文、智庫顧問、政府任職、游說，當然已經左右了許多政策走向。然而，卡德的研究通過客觀事實表明這種擔憂是不存在的。理論家要提出政策建議，就得更審慎地提出符合事實證據的理論。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拍腦袋提出政策建議，就像是在進行人為的社會實驗，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結果。世上沒有后悔藥，盲目施政造成的負面后果無法彌補。

再比如“有害的”實證研究。現在汗牛充棟的實證研究到底數據集準不準確？統計檢驗方法是否可靠？自然實驗是否嚴謹？如果這些基本的要件無法滿足，就將不準確的、甚至是謬以千里的結果公之于眾，得出舉世震驚的議論，贏得生前身后名，又如何呢？反而是對社會、對經濟學最大的傷害。

私以為，實證經濟學家當以今年這三位諾獎得主為楷模。即使是最簡單的現象，也不能不用最嚴謹的方法去檢驗，得出最謹慎的結果。好在目前看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正在走向嚴謹。學科內部的監督機制也在起作用。前段時間，金融學頂刊Journal of Finance一篇文章由于結果無法被重復而被撤稿，即是對“有害”經濟學的明顯警告。

“無害”這個詞用得好。說著容易，身體力行又何其難也。有多少經濟學家們與“經濟學家們”忙著鼓吹自己的驚天發現、游說政策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兩年來，關于相應防疫政策的論文不斷。明明模型仍與現實差距甚遠，許多文章就開始想要左右政府政策了。回過頭來，幸好政府沒有采用許多經濟學家的政策，不然早就發生悲劇性的結果了——不知道這諷刺的事實是該讓人笑還是哭？

由此可見，經濟學“有害”起來，的確貽害無窮。不要說“經世濟民”了——小則傾家蕩產，大則禍國殃民。安格里斯特寫了這么個標題，也是希望撥亂反正。經濟學要做到“有益”其實一點都不難，但要做到絕對“無害”那是難上加難。然而，經濟學家的追求、經濟學的發展終應朝向“無害經濟學”的目標邁進。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