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劉艷美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林靜 攝

在浙江義烏、四川營山、江西南昌等多地下架檳榔及檳榔制品后，作為檳榔主要產地，海南坐不住了。

9月21日，海南省檳榔協會發布《近年海南檳榔產業發展情況通告》，直言“對檳榔身份的界定再次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有必要向社會各界通告近年來海南推動檳榔產業轉型升級的舉措”。

通告提到的“身份界定”問題，源自食用檳榔的售賣正被迫轉入“灰色地帶”。2020年，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新修訂的《食品生產許可分類目錄》中，未將“食用檳榔”收錄在內。與此同時，作為具有成癮性的產品，隨著檳榔“致癌”風險不斷被大眾所認知，檳榔產業正遭遇巨大的生存危機。

該通告疑似已被刪除 圖片來源：海南省檳榔協會公眾號

但無論對海南還是湖南，要“戒癮”都并非易事。在上述《通告》中，海南省檳榔協會陳情，將加強檳榔藥食同源的科學研究、建議加強檳榔全產業鏈監管，意在“海南檳榔”和“湖南檳榔”之間進行“切割”。

然而，正如海南省檳榔協會在接受采訪時所言，海南與湖南檳榔產業相輔相成。面對在夾縫中生存的檳榔產業，“兩南”省份，陷入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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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內最大的檳榔加工、消費地區，吃檳榔在湖南不僅是一種個人習慣,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社交禮儀”。

新華社2019年的報道曾引用一組數據：全國6000多萬檳榔消費人口中，超過2000萬在湖南，湖南嚼檳榔人口比例，高達38.42%。即便是在第二大消費省份廣東，檳榔食用人口也有不少來自湖南。其中，又以“湘潭尤嗜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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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檳榔如此“上癮”的湖南并不產檳榔，中國超九成檳榔都產自海南，其中90%都供應給了湖南數千家檳榔深加工企業。可以說，湖南撐起了全國檳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

而拉長歷史，這座中部省份其實是在其他地區逐漸拋棄檳榔之時，后來居上實現“一枝獨秀”。

關于檳榔發展史，青年學者曹雨在《一嚼兩千年》一書中有詳細調查。據其記述，檳榔食用在中國盛行，最早可追溯至東漢末年。到清朝末期，檳榔流行區域主要分布在今臺灣、福建、廣東、海南、廣西和云南等地，而湖南并無大范圍食用檳榔的文化基礎。

據曹雨考證，雖然在當代，湘潭是中國大陸上唯一的漢族嚼食檳榔習俗傳承地，但直至嘉慶年間的《湘潭縣志》（1818年），才首次出現關于此地民眾嚼食檳榔習俗的記載：“士大夫燕客，米取精細，酒重酻娘，珍錯交羅，競為豐腆，一食費至數金，而婚喪為尤，甚至檳榔蔫葉，所往酷嗜。”

這與當地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湘潭大學張恩迅、申玲玲在《瘴氣、瘟疫與成癮:地方社會變遷中檳榔食俗的傳播與重構》一文中指出，嚼食檳榔的習慣之所以在湘潭得到廣泛傳播，是因為具備了三個重要前提——

一是，明末“江西填湖廣”的跨省移民，促進了湘潭“藥都”形成，為四大南藥之首檳榔的傳播提供了市場渠道；二是，清代廣州成為唯一通商口岸后，跨省貿易促進了湘潭“貿易中樞”的形成，為熱帶珍果檳榔的傳播創造了運輸條件；三是，清代湘潭一躍成為“湖南第一大碼頭”和“天下第一壯縣”，富饒的地方經濟為廣東檳榔食俗的傳播提供了消費基礎。

此后，檳榔在當地的發展一度遭遇曲折，但嚼檳榔的習慣一直保留至今。

改革開放后, 湘潭大街小巷經營檳榔生意的個體商戶迅速增長。據《湘潭日報》報道，現代企業的生產方式，讓當地檳榔加工門店從上世紀70年代的100家迅速增長至80年代的4000家。到2018年，圍繞檳榔種植、生產和銷售的產業鏈產值達500億元，胖哥、小龍王、皇爺、伍子醉等檳榔加工的主要企業被納入湘潭市規模工業企業名錄前列。同年，湘潭工業總產值為3458億元。

從生產到消費，檳榔產業在湖南構筑成一個經濟發展的閉環。湖南省檳榔食品行業協會官網2020年曾寫道：“藥食兩用讓檳榔產業鏈建設也不斷延伸、完善，未來極有可能打造成為千億級以上的農產品加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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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需求帶動下，海南作為檳榔主產地，也是獲益的一方。

還是在清朝末期，當時檳榔最為盛行的閩粵兩省，分別“養活”了全國檳榔兩大主產區——臺灣檳榔源源不斷運往福建，而廣東檳榔的主要來源地正是海南。

檳榔的需求格局發生劇變，與之相對應的，是檳榔產地不同的命運。

上世紀90年代，臺灣經濟走向鼎盛時期，運輸行業迅速發展，以男性為主的貨車司機為了提神，普遍嚼食檳榔。消費增長推動了種植面積提升。數據顯示，1996年，臺灣檳榔種植達到巔峰，種植面積為5.6萬公頃，超過臺灣農地面積20%。

不過，在健康疑慮和經濟周期的雙重影響下，臺灣檳榔種植逐年下滑，到2017年檳榔種植面積已縮水至4.3萬公頃。

在臺灣檳榔業步入調整期的同時，海南檳榔業則逐漸攀上高位。

根據曹雨統計的數據，2008年，當臺灣檳榔產量約為14.5萬噸時，海南還僅為11.7萬噸。10年之間，海南實現了對臺灣的反超——2019年，海南檳榔產量超過28.7萬噸，而臺灣2020年檳郎產量不足10萬噸，僅為海南35%左右。

在為湖南種檳榔的同時，海南也難以避免對檳榔“成癮”。

由于海南得天獨厚的氣候優勢，當地檳榔不僅味道更為醇厚，并且幾乎“落地成活”，在海南，檳榔樹被稱為“懶人樹”，只需在房前屋后土地上種下，無需精心照料，七八年后結果就能賣。

如今，檳榔產業對海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原海南省農業科學院院長張治禮就曾明確表示，從經濟效益看，檳榔產業已經超過橡膠、椰子，“成為海南熱帶作物真正的第一大產業”。

在《海南省“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中，檳榔被明確為12大布局產業之一。而作為“中國檳榔之鄉”的海南萬寧， 更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支持檳榔加工做大做強，發展檳榔種植加工貿易百億級產業鏈。

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影響著農戶增收脫貧。數據顯示，2020年，海南省檳榔種植涉及70多萬戶、230多萬人，占全省農業人口41.37%。還有公開報道稱，湖南檳榔加工龍頭企業口味王在海南的6000多名員工中，就有近400多名貧困戶和殘障人士。

海南檳榔谷景區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1741886

而不斷發酵的“致癌”“成癮”等輿論壓力，以及游走在灰色地帶的監管難題，成為懸在這個檳榔種植大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2013年，央視《新聞30分》欄目一則有關檳榔致癌的報道引發軒然大波，檳榔行業驟然遭遇“寒冬”。同年，央視二套《經濟新聞聯播》報道指出，“檳榔致癌說”令當年檳榔價格從前一年的6元/斤暴跌至1.2～1.4元/斤，檳榔種植戶收入縮水至1/5。

圖片來源：央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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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將檳榔認定為一級致癌物；2017年，我國也將檳榔列為一類致癌物。

檳榔種植在海南，加工則主要在湖南。不可否認的是，湖南檳榔企業掌握著真正的行業主導權。而回顧自2003年以來其種種做法，曹雨發現，檳榔行業并非沒有“回頭”的機會。

2019年，面對外界愈加洶涌的質疑聲，湖南省檳榔食品行業協會曾發布《關于停止廣告宣傳的通知》。

此舉對于當時受困于省內市場飽和，急于尋求擴大市場的檳榔從業者來說，無疑是一種警醒。在曹雨看來，這種更謹慎、更不容易引起公眾厭惡的發展方式，對于檳榔業發展更為明智。如果檳榔業不主動尋求產業擴張，政府可能長期止步于這樣一份協會文件。而面對愈加明朗化的健康問題憂慮，檳榔業通過此舉也能夠贏得更多的轉型時間和空間。

然而，這樣一紙行業協會提出、不帶有強制約束力的文件，并沒能阻止檳榔企業們“開疆拓土”的沖動。曹雨指出，由于湖南當地檳榔產業長期無序、惡性發展，在檳榔企業和市場“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一些企業將此當成一個大肆搶奪市場份額的好機會。

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再度掀起高潮的新一輪廣告“搶位戰”。為首的“口味王”，在連續多年出現在湖南衛視春節聯歡晚會后，又對《這！就是街舞》《這！就是灌籃》等熱門綜藝進行冠名或投放廣告；“湘潭鋪子”則找到《德云斗笑社》《吐槽大會》，以期將營銷觸角伸向更多、更年輕群體。

圖片來源：口味王集團公眾號視頻截圖

這的確擴大了企業知名度，但很難說沒有帶來“反噬”效果。2021年9月，廣電總局發布《關于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宣傳推銷檳榔及其制品的通知》，并進一步引發大眾對檳榔產業去留的討論。

處在行業上游的海南，顯然早就感受到危機逼近。早在2013年檳榔產業遭遇減產時，關于檳榔為南藥之首、海南應增強檳榔藥用價值研究的聲音就已出現。但據當地媒體報道，直到今年，檳榔藥用價值的系統性研究仍然不足，且相關政府部門對檳榔藥用產業的扶持較少。

一個直接影響是，目前檳榔藥品產值不高、對檳榔原料需求較少。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銷售額較高的檳榔藥品為四磨湯口服液，年產值5億元左右，但其中的檳榔原料價值只有約2000萬元。

眼下，海南終于加快腳步——在去年底立項支持檳榔產業的科研項目，并在今年召開檳榔產業技術體系啟動會，將開展產品安全健康技術研究、檳榔加工減害增益技術研究等內容納入五年計劃，以破解海南檳榔產業多年來“一條腿”走路的局面。

與此同時，已有地區已經開始主動“轉身”。作為海南檳榔主要產地之一，今年6月，五指山提出，大力推廣雨林油茶種植，并逐步替代檳榔種植作物，防止農戶因檳榔價格下跌造成返貧致貧風險。

而在湖南湘潭，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還稱要做優做響檳榔等特色農產品品牌，做大做強農業龍頭企業。而到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則明確，要“推動檳榔產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