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吳林靜    每經編輯｜劉艷美    

按照慣例，1月中下旬，國家統計局每年第一場重磅新聞發布會，會發布上一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自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后，這場發布會的一大關注點，明顯落在了人口數據上。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為61年來首次負增長。

這些年，全國人口增勢逐年走低：2020年比上年末增加204萬，2021年凈增48萬，再到2022年減少85萬，正負切換，彈指之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即將出版的新書，就直接定名為《人口負增長時代》。那么，我們該如何理性看待，又該如何積極應對？

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圖為2023年1月16日，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逛街的人們 IC photo

從48萬到-85萬，趨勢由來已久

2022年，中國人口形勢出現歷史性轉折。

1月17日新聞發布會上公布：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

從分項上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 7.37‰；人口自然增長率-0.60‰。

2022年首度跌破千萬的出生人口，以及連續兩年站上千萬的死亡人口，其實延續了過去多年“一減一增”的趨勢。但凈增人口的總結果，從正數變為負數，還是有點兒讓人猝不及防。

去年12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論壇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22》發布式上，蔡昉提出，中國的人口總規模在2022年到達了峰值，比預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著2023年開始，我國會進入到一個人口負增長時代。

人口變動趨勢早已有跡可循。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許穎此前分析，“我國已經累積了30多年人口負增長慣性”。

張許穎指出，拉長時間維度，“1992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就已經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內在增長已經由正轉負，人口變動主要是低生育水平不斷累積的人口負增長慣性推動的。”

所謂“更替水平”，即總和生育率為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1.3。

張許穎又做了一次模擬測算，基于1.3的現實，即使現在把總和生育率立即提升至2.1并保持，“受累積負增長慣性影響，2044年還是會開始人口負增長，并持續至2090年”。

人口規模大，正的、負的慣性也大。不過，這就像一輛行駛的車，不踩油門靠慣性向前，停下來是早晚的事。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再加上模擬測算，張許穎提到，我國人口負增長會呈現“短期溫和，逐步加速”的規律。具體來說，“十四五”時期我國年度出生人口會有所波動，預計“十五五”以后將進入穩定人口負增長時期。

新增京冀浙，15省份“深度老齡化”

人口負增長已然勢不可擋。這種趨勢帶來最明顯的變化，一方面是少兒和勞動年齡人口持續縮減，另一面則是老年人口規模持續攀升。從數據上來看，“兩減一增”的趨勢確已明顯。

2022年末，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8.76億人，占比62%；對比2021年，人數減少666萬人，比重降低0.5個百分點。

2022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2.10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達到14.9%。2021年，這一比重首次超過14%，我國正式跨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則更進一步，比重繼續提升0.7個百分點，而且這一群體的絕對數繼續增加922萬人。

從局部看，多個省份“深度老齡化”程度還在加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有12個省份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4%；到2021年，“深度老齡化”蔓延至15個省份，新增河北、北京、浙江三省市。

老年群體增加，壓力傳導到勞動年齡人口群體。

《中國統計年鑒2022》發布了2021年各省撫養比數據，從中可以看到各地勞動人口“上養老、下育幼”的負擔。

其中，河南省總體撫養比最高，為56.7。比例越大，壓力越大，意味著2個勞動力對應1個被撫養者。整體來看，總撫養比突破50%的省份共7個，除河南外，還有廣西、貴州、山東、湖南、河北及安徽。

但看細分項，排名前八的省份負擔比較“甜蜜”，因為他們主要的撫養壓力來自孩子。

總撫養比排名第九的四川，撫養數值出現交叉，即老年人口撫養比超過少年兒童撫養比。也就是說，同樣是2個勞動力對應1個被撫養人，四川養的一半多是老人，而貴州養的2/3是孩子。

單看老年人口撫養比，到2021年末，遼寧、重慶、四川、江蘇、山東、上海、湖南等省份壓力靠前，與進入“深度老齡化”省份高度重合。

結構性壓力，經濟社會新挑戰

人口是很重要的經濟變量，當它來到負增長的轉折點，“老齡化少子化”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勢必對經濟和社會形成復雜而深刻的挑戰。

蔡昉近期曾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進行過分析。

從供給側來看，最基礎的變化是勞動力規模的收縮，從而助推勞動力成本提高，企業比較優勢下降。與勞動力規模縮小相伴的，是新增勞動力減少，這就影響了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

從需求側來看，人口與消費天然相關，形成“人口總量效應”。老年人消費傾向低，年輕勞動力收入增長慢消費也會收縮，綜合各群體變化因素，消費總額的增速勢必放緩。

在蔡昉看來，供給側、需求側兩側改革現在需要同步、互補，不過他更強調需求側的改革。

近年來，有關“共同富裕”“國內大循環”的部署，從需求側來看，就是旨在提升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形成超級大市場。通過改善收入分配，進而改善消費格局，從而擴大消費需求、釋放消費潛力。

從地方行動來看，一些應對措施開始出現。

比如推動“機器換人”，從制造工廠延伸至農業養殖，幫助各類企業降本、增效以及技術進步，用技術紅利替代人口紅利。

比如部署“適老化改造”、發展“銀發經濟”，積極應對老齡化問題，同時也將“養老服務消費”視為擴內需、促消費的一只“潛力股”。

還比如催生。“發錢鼓勵生娃”的風潮從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蔓延，今年一 開頭，一直以“很能生”聞名的深圳公開《育兒補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準備從“一孩”就開始給育兒補貼。《起草說明》中特別提到，要延長人口紅利窗口期，“讓人口紅利長期成為我市經濟增長的強大助推器”。

人口形勢出現轉折，從依賴“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成為大家要面對的新課題。當然這種“轉向”需要一個長期的調整過程。

觀念上不能再緊盯人口的絕對數量，認為人少了，經濟社會發展就沒有基礎和動力了；行動上則要從人口結構變化中挖掘新的機遇，穩定就業率，提高城鎮化建設水平，提高教育與市場的匹配度，主動適應產業結構調整。

總而言之，新的“人口紅利”，從制度來，向改革要。在人口規模下降背景下，創造更多的價值，開啟新的、可持續的增長源泉。

經驗之談：人口負增長，其他國家如何應對？

放眼全球，從東亞到歐洲、從美國到巴西，人口負增長趨勢并不鮮見——“就像地平線上已可望見的海嘯，轉眼就將沖到我們眼前”。

根據聯合國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2021年，有38個國家處于內生性人口負增長之中，它們的負增長主要源自長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歐洲、亞洲及北美洲等。

全球人口減少的征兆最早從歐洲開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陶濤指出，德國是1950年以來最早經歷人口負增長的國家，自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負增長。匈牙利經歷的人口負增長時間最長，從1980年持續至2021年，四十余年間總人口規模縮減近10%。俄羅斯1994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一直持續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復人口正增長后，又于2020年開啟新一輪人口負增長。

而在亞洲，日本自2010年負增長持續至今，十余年間總人口規模降幅約為3%；韓國在2020年初開始人口負增長，甚至有人口學家預言其可能成為“全球首個消失的國家”。

面對人口負增長，鼓勵生育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應對策略——包括為婦女和家庭提供醫療保健服務、實施產假制度、采用彈性工作制、興建托育機構等。此外，瑞典、韓國等還通過津貼補助、減租減稅、減免子女大學學費等措施來降低生育成本。

不過，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全世界還沒有一個陷入低生育率的國家，成功扭轉出生人數減少趨勢。

為此，吸納移民也成為推動人口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陶濤介紹，一方面，部分國家采取了鼓勵移民的政策，尤其是鼓勵高素質、高技術水平移民遷入。另一方面，各國也通過加強社會服務、提供語言培訓、完善法律法規等方式，保障非本國國民的社會融入。

此外，為應對勞動力減少及消費減少的風險，提高老年人和女性勞動參與率、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也成為各國政策的著力點，以努力適應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后果。

“海嘯”將至，趨勢無法逆轉，我們能做的，就是抓住時間窗口，全力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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