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劉艷美

圖片來源：方志廣東（鄭楚藩 攝）

不久前，國家郵政局公布2022年快遞業務量前50位城市。前五名城市中，粵東小城揭陽力壓杭州、上海等城市，以37.3億件的快遞業務量居全國第四位。

很多人好奇，為什么是揭陽？

回看歷年快遞業務量排名變化，2015年是一個重要節點。正是這一年，揭陽首次進入前50名榜單中，隨后一路“開掛”，四年后邁入全國前十，甚至在疫情影響下的三年時間里，仍在逆勢上升。

若追根溯源，揭陽的躍升動能，來自數百公里之外的廣州。2012年，12名軍埔村村民從廣州返回家鄉，在當地開設第一批服裝淘寶店，讓揭陽乘上電商“東風”。到現在，揭陽已孕育出38個淘寶鎮，數量居廣東之首。

這場服裝產業的遷移潮已延續多年，小城逆襲的故事時有發生。

眼下，另一座湖北小城也期望搭上承接產業轉移的“快車”。今年初，荊州市委書記帶隊趕赴廣州，意欲請當地湖北籍服裝從業者將家鄉納入轉移目的地名單中。

作為承接轉移的“佼佼者”，揭陽已初步摘得果實。面對可能出現的新一輪遷移，誰會是下一個“逆襲者”？

“北義烏，南揭陽”

2008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雙轉移”戰略，希望推動給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

當時，珠三角服裝產業正面臨多重挑戰：產業集群過度依賴資源消耗，資源和環境挑戰愈加劇烈；成本上升、國際競爭激烈，擠壓了中小企業生存空間……

揭陽則成為被選中的重要“目的地”。

圖片來源：南方日報

盡管是中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省內不協調問題十分突出，一種說法是，最富在廣東、最窮也在廣東。而揭陽所在的潮汕地區，正是珠三角經濟高峰外圍的“低谷”之一。

揭陽的脫穎而出，還源于與廣州的服裝業合作關系。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羅震東長期關注揭陽發展，他指出，位于經商文化濃厚的潮汕地區，揭陽形成了一個外向型為主導的輕工業體系，服裝正是重要品類之一。而廣州的專業市場，正是其迅速捕捉市場信號、接收國內外訂單的重要“窗口”，并在兩市間形成了“前店后廠”的發展模式。

電商的興起，按下了揭陽商人回流的“加速鍵”。

就在第一波揭陽商人返鄉的2012年，“雙11”購物節銷售額首次突破100億元大關。也是此次購物節，廣州服裝品牌“茵曼”成為天貓平臺銷售額最高的女裝品牌，力壓ONLY等知名品牌。電商憑借對服裝購買者的高覆蓋力，加速取代專業市場成為服裝從業者的新“戰場”。

過去依賴于廣州檔口的揭陽人發現，廣州的“窗口”效應開始減退，相對成本相應增長。羅震東指出，他們開始收縮“戰線”，首先被下手的就是物流倉儲環節。

揭陽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鄭俊勇此前在接受采訪時說，在市場需求推動下，各家快遞企業紛紛布局，在揭陽陸續建起10個區域分撥中心，鋪設各類營業網點475處。在廣東郵政業“十四五”規劃中，揭陽與珠海、東莞、佛山共同被定位為廣東二級郵政快遞節點城市，重要性僅次于廣、深兩個一級節點。

圖片來源：揭陽日報

在全市超過20萬家電商經營主體推動下，揭陽實現了“鄉鄉有網點，村村有快遞”。在當地媒體報道中，也開始出現“北義烏、南揭陽”的口號。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廣州轉移到揭陽的不只是服裝生產加工產業鏈，還有曾經被廣州“壟斷”的專業市場，區別在于，這個新生的市場是由無形的互聯網連接的。

“中原鞋都”破土而出

但并非所有服裝產業轉移，都具備類似條件。

同樣是2012年，在深居內陸的河南省，另一個籍籍無名的城市也發起對服裝產業的攻勢。當時，商丘下轄的睢縣注意到“東鞋西進”的機遇，“確定將集約化程度高、前景廣闊的制鞋產業作為未來的主導產業”。睢縣方面隨即前往晉江，并招引來全縣第一家制鞋企業——河南嘉鴻鞋業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睢縣融媒體中心

在那之前，睢縣是傳統農區、國家級貧困縣，工業基礎差、底子薄。制鞋業一片空白，幾乎是農業縣“無中生有”的轉型之舉。而與外遷至揭陽的服裝企業不同，睢縣承接的制鞋廠，一開始就是以代工為主：嘉鴻鞋業是安踏與福建廣碩集團的合作項目。

另一條從珠三角出發的服裝產業遷移，恰與此需求吻合。

2012年，曾作為鞋業代工大市的東莞，面臨代工廠出走的隱憂。作為全球最大制鞋商，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耐克、阿迪達斯、銳步等全球60多個品牌代工，前一年剛砍掉了中國大陸255條生產線中的51條。由于勞動力成本上漲，其在東莞、中山等珠三角的工廠，已減少上萬名工人，部分生產線向內陸省份和東南亞轉移。

為了引導外遷的制鞋代工廠落地，睢縣政府沒有少費功夫。當地媒體報道指出，當地政府不僅前往沿海省份開展上門招商，并且打造針對性的產業園。比如，對于整體轉移的雄安新區制鞋企業，睢縣打造了45萬平方米的雄安新區制鞋產業園和20萬平方米的三臺制鞋產業園。

過去東莞“世界鞋業基地”的名稱，漸漸被睢縣“中原鞋都”所取代。

十年內，廣東、福建、浙江的制鞋廠源源不斷走進睢縣。據統計，睢縣已成為耐克、阿迪達斯、斯凱奇、安踏、特步等100余個國內外知名品牌生產加工基地，截至去年7月的數據顯示，全縣制鞋及鞋材配套企業達427家、年產能達到3億雙。

與揭陽大量小微企業走向線上相比，睢縣選擇的是另一條服裝產業的承接之路。背靠知名品牌，專注制造環節，讓睢縣在疫情影響、全國鞋業產銷下滑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制鞋業工業增加值增長。

然而，如其他靠代工起家的制鞋大市，睢縣的“天花板”也愈加明顯。

時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韓樹宇曾分析，未來隨著各地基礎配套進一步完善，前期河南所倚靠的優勢將會逐漸弱化。

更重要的問題是，代工可能是睢縣在有限條件下的最優選項：深居內陸地區，缺乏沿海地區的產業鏈、市場、品牌優勢，難以形成中小企業“小單快返”、在快速變化的市場風向下迅速生產交貨的發展環境。

“產業轉移時機到來”

睢縣的隱憂尚未得到解答，但服裝產業的遷移仍在繼續。

2018年，廣州對以城中村為載體的專業市場展開整治行動。在此情況下，有湖北天門網友在“問政天門”上建議，招引廣州海珠區的天門服裝從業者返鄉就業創業。天門市招商局回復，“針對廣州紡織服裝企業遷移，我市密切關注，第一時間響應……已組織專班赴海珠區開展招商活動。”

圖片來源：新華網

湖北籍務工人員構成了廣州服裝業的主力軍。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袁奇峰曾發表論文指出，在廣州代表性的制衣村康樂村中，外來從業的3.6萬人有2.2萬人來自湖北，占比高達60%。越來越多的湖北城市意識到，“鄉緣”可能成為找到發展機會的契機。

這種設想正加速變為現實。去年，由于疫情影響，廣州一直存在的人力、土地、能源成本上升問題與城中村的治理難題共同走向“引爆點”，當地也開始重新考慮服裝產業轉移問題。一種觀點如廣東省政府國資委原主任李成所說，“產業轉移時機到來”。

荊州是最近展開行動的城市之一。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專門開會研究、省經信廳和商務廳廳長帶隊到廣州對接后，擁有湖北唯一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荊州亦拋出橄欖枝。在荊州的推介中，當地紡織服裝產業鏈齊全，又有紡織印染循環產業園，廠房、物流條件具備，能夠滿足數量不少的荊州籍服裝從業者便捷返鄉。

湖北城市能否續寫逆襲故事？

不妨再回頭看揭陽和睢縣的發展軌跡。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曹鐘雄認為，睢縣代表了大部分內陸城市招商引資的思路，即承接大型制造代工廠和生產企業，形成區域性產業集群，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配套基地。“為什么沒有形成電商？因為整個產業鏈、供應鏈不完善，或者缺乏物流、交通條件。”

反觀揭陽，相對完善的產業鏈催生出內生的良性發展機制。據他分析，依托廣東作為全國工業中心的條件，揭陽在原有基礎上逐漸構建起物流基礎條件，實現“生產+電商”的發展模式。

對于湖北，面對有外遷傾向的廣州小微服裝企業，揭陽模式是一種更合理的選項。而這意味著，湖北城市需要先一步解決內陸地區“先天不足”的問題。

圖片來源：荊州市人民政府網站

曹鐘雄提到，一種前置措施是，關注大型平臺企業的動向，特別是拼多多、字節等新興平臺，主動承接其對重要節點城市的布局，及早做產業整體的完善和配套，便于未來形成新的產業集聚。

另外，與珠三角關系的重構也不容忽視。

羅震東指出，產業回遷后，揭陽并未完全切斷與廣州的關系，相反，兩地的分工更為精細化。一個例子是，服裝出新款需要拍照，廠商仍然要將樣衣寄給廣州的模特公司，揭陽很難找到這方面的企業和人才。服裝產業不會退出廣州，而是以更聚焦的形態繼續存在，比如服務的前端，比如信息收集和設計部門等。

湖北城市又需要做些什么？曹鐘雄以服裝行業的科技變革為例指出，市場越來越多的需求聚焦在服裝的新功能上，這又有賴于面料等技術創新。他認為，未來內陸地區對服裝產業的承接將不是單純的承接，而需要在承接過程中增加附加值、延伸產業鏈，并推動整個服裝產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