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陳旭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格局面臨深刻調整。

未來全球經濟增長將呈現怎樣的圖景？對于外部環境我們應該重點關注哪些變化？這又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就上述話題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進行了專訪。張宇燕曾擔任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對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均有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他看來，高通脹、高債務背景下，今年美國和歐盟經濟與去年相比均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不過張宇燕也表示，盡管中國經濟面臨各種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但仍有很多積極因素，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月底的報告中大幅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至5.2%的原因，“這表明IMF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充滿信心。”

主要發達經濟體利率預計還會進行上調

NBD：有人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正面臨“三高一低”（高通脹、高債務、高利率、低增長）局面，對此您怎么看？

張宇燕：“三高一低”大致反映出了世界經濟的現實狀況，但不是特別準確。

首先，重要發達經濟體高通脹是事實。美歐等一些發達經濟體面臨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2021年初美國的CPI只有1.2%，歐盟也很低。但去年6月美國CPI高達9.1%，歐洲一些國家甚至超過10%。目前這些發達經濟體的CPI指數均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6%~8%左右的高位。

其次，高債務是老生常談，因為發達國家的債務一直處在較高的水平，許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幾年里債務水平特別是政府債務水平也顯著上升。不過去年由于美元升值等因素，全球債務在絕對量和占GDP比重方面都有所下降。但不管怎么說，全球債務水平仍處于歷史高位。

三是利率確實大幅度上升了。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激進的加息政策，與去年1月份0~0.25%的利率水平相比，今年它的利率已經提高到4.5%~4.75%。看起來確實是利率升高，但疊加通脹的影響，我們看到實際利率仍然是負的。因為目前美國的CPI還在6%以上，歐盟在8%左右，特別是美國的10年期國債或2年期國債，其利率水平僅在3%~4%。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歐盟連續加息，但股市并沒有出現坍塌式下跌的原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高利率”的說法還有點保留。

當然，我認為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利率應該還會上調，因為歐央行和美聯儲的通貨膨脹目標值都是2%，現在距離目標值還有較大距離。

四是全球經濟增速放緩。IMF1月30日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調至2.9%。盡管這次上調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市場信心產生積極影響，但2.9%的增速與2000~2019年世界經濟3.8%的平均增長率相比仍然顯著偏低。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貨膨脹的勢頭目前看似得到初步抑制，但鞏固這一勢頭恐怕還需要緊縮政策的配合。

如果說今天世界經濟還有什么特點的話，恐怕美國和歐盟低失業率值得一提。

數據顯示，今年1月美國失業率環比下降0.1個百分點至3.4%，這是該指標自1969年5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說，即使出現經濟下行甚至衰退，那很可能也是一個充分就業狀態下的衰退。這在歷史上很少見。一般的邏輯是經濟增速下滑以后失業率都會上升。這也給經濟學研究者們提出了新的問題。

回到你最初的問題，我覺得對當今世界經濟的粗略概括可以說是“三高兩低”，即高通脹、高債務、高利率和低速度、低失業。其中高利率的“高”是動詞，指升高利率。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物價、利率均不高，預期增速則不低。

需關注西方“友岸外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NBD：對于外部環境我們應該重點關注哪些變化？這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張宇燕：世界經濟走勢的變化對中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海外需求下降，因為世界經濟增速與進出口貿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經濟下行通常又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一直都是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美歐貨幣政策進一步收緊引起的匯率波動，還會對一些高美元債務國施加負面影響，并殃及中國與這些國家正常的經貿關系。

對我國與外部世界經貿關系產生中長期影響的，還是已經開始的供應鏈調整。

本來供應鏈調整屬于正常情況，因為經濟環境總是不斷變化的。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全球供應鏈調整摻進了許多人為因素，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美國對我國奉行的所謂“友岸外包”政策。

“友岸外包”簡單說就是美國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將國際分工與貿易對象逐步集中于與其價值觀和政治經濟制度相似的伙伴，或是不斷地與價值觀相異的伙伴疏離。

不難想見，這種做法會為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和貿易設置各類障礙。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國排除在國際供應鏈之外，勢必增加美歐自己的成本，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政策之所以得以施行，在于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而采取的“負和博弈”策略，即我可以受損失，只要你的損失比我大。

此外，從全球未來趨勢看，在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背景下，能源轉型已經勢不可擋，并會帶動綠色投資和低碳增長。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轉型也自然伴隨著風險挑戰，至少在中短期內意味著生產成本的上升。作為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面臨的減排壓力不會太小。

面對上述各種難題與挑戰，我們的政策明確而堅定，即積極推動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為外部投資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要求，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我相信，只要我們秉持建設高水平開放世界經濟的信念、踐行制度型開放，我們就一定能夠化風險挑戰為機遇，更何況絕大多數國家都還是支持經濟全球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底的報告中，IMF將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調至2.9%，并將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從4.4%大幅上調至5.2%。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上調的0.2個百分點中，我國貢獻了70%。可見，IMF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充滿信心。

“一帶一路”建設應與全球發展倡議緊密結合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高標準經貿協議，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推動加入這個協定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怎樣的機遇？

張宇燕：與我們已經談成的貿易協定相比，CPTPP的內容更全面，要求也更高，是一個更高標準的經貿協議。

積極推動加入CPTPP也表明我們更加開放的主張，這實際上是與制度型開放連在一起的。

制度型開放具體的做法就是要瞄準更高水平的國際貿易協定，來提升我們的開放水平，讓未來的競爭更加充分，投資、貿易的收益越來越多，市場規模越來越大，進而更能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NBD：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張宇燕：我理解，“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把我們的共同富裕理念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延伸，是致力于全球共同富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重要步驟。

當然，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一帶一路”必須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礎，這其中就體現了新的理念、新的價值觀和新的義利觀，關鍵詞是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

如何來理解“高質量”這個狀語？在我看來“高質量”的基本內涵已經充分體現在“全球發展倡議”之中了。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主張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這六條倡議科學精準地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設定了目標或行動方針。

我相信在全球發展倡議引領下，“一帶一路”必將更加寬廣通達，從而加快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步伐。

封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