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李澤東    

9月22至24日，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在上海舉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歐盟委員會第一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日本央行原行長白川方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等近300位全球財經政要、機構高管與學界領袖，將分享真知灼見。

王一鳴：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穩健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第七屆浦山年會暨外灘全體大會上表示，在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環境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的貨幣政策表現出更強的自主性。

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是穩健的，在收緊和放松兩個方向上相對審慎。可以看到新興市場和發達經濟體都在收緊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沒有跟隨加息，還采取了適當降息，貸款利率降至歷史較低水平，這也是基于中國現在宏觀經濟基本面所做的自主決策。在人民幣匯率上，央行也在持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匯率彈性在進一步增強。

“一年多連續11次加息525個基點，美聯儲這一輪加息是過去14年最陡峭，也是最激進的一次加息。這種短期的加息，當然會帶來金融市場的波動，也有巨大的外溢效應。”9月22日，在2023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表示，“疫情后，美聯儲一度實行了百年未有的無限量量寬貨幣政策，所以市場增加了巨額流動性，這種巨額流動性遭遇利率的快速增加，一定會帶來資產負債的錯配，并對金融市場帶來很大沖擊。”

對于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王一鳴認為，至少體現在這樣五個方面：

第一，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回流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面臨資本流出的巨大壓力，從而帶來匯率貶值，這對基本面比較脆弱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已經帶來了比較大的沖擊和影響。

第二，新興市場為了防范這種資本的外流，也為了應對國內的通脹，會跟隨采取比較激進的加息政策。這樣一來，在疫情沖擊之后，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情況下，又會增大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壓力。

第三，美元升值帶來了新興市場債務規模的膨脹和債務成本迅速上升，也在孕育或者說已經導致了一些結構比較脆弱的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

第四，美聯儲激進加息導致投資者的情緒或者是市場預期發生變化，對新興市場的股市、債市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最后，美聯儲這種激進調整也造成了發達經濟體跟隨的貨幣政策調整，普遍造成了對需求的抑制。這樣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會有直接或間接的消極影響。

“這樣的加息，影響面還是很大的。”王一鳴認為，美聯儲這一輪加息還沒有封頂，資本回流美國的態勢還沒有發生變化，美元盡管短期在加息，但是金融市場的條件甚至比疫情前還要寬松，“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加息對通脹或者說核心通脹的抑制作用不能完全有效發揮出來，這就形成了一種不對稱。也就是說，美國金融市場的條件是相對寬松的，而其他經濟體隨著美元加息跟隨加息，它的金融市場條件是收緊的，這種不對稱使得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還會持續。”

第七屆浦山年會暨外灘全體大會，開場聚焦：多重壓力下如何重塑全球化？

第一位嘉賓是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席主席Robert Rubin先生，第二位是布魯蓋爾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Jean PISANI-FERRY先生。

Robert RUBIN：非常高興能和大家再次見面，非常感謝主辦方能邀請我。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其實在全球具有挑戰性的形勢下，中美之間的關系以及全球新形勢下，也會看到一些新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特別是二戰之后，我們形成了新的政治、經濟、貿易之間合作伙伴關系。在這樣一個多邊的框架之下，我們希望能夠更好的在安全方面、在經濟穩定性方面、在政治交流方面開展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動。這是我們之前的多邊的國際關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有很多關系都已經發生了改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氣候問題，這也是需要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的整個能力來應對這些新的挑戰。我們也相信，通過更多的合作，我們也能夠更好的開啟新的多邊關系。

與此同時，我們也遇到一些新的風險。在全球治理方面，我們需要做很多的調整，比如說對于聯合國安理會其實也應該繼續進行改革，我們看到全球的勢力劃分，力量的轉變也是進入到了一個新格局。在這樣的一個大的形勢變化下，我們也要做相應的格局的調整。

接下來我想和大家關注一個話題，也就是在我們當前的世界，我們如何在全球治理下做相應的調整。比如說我們現在遇到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關系，比如說中美之間關系的作用現在也是越來越重要的。因為在全球新的挑戰之下，我們覺得中美之間的合作是當務之急，我們應該開展更加有效的合作，而且中美雙邊的合作也是可行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樂觀，我們看到了中美關系之間的復雜性。特別是在去年的形勢變化下，我們看到了經濟的變化以及地緣政治的變化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但是在這樣一個深遠的影響之下，中美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有這樣的一個決心，要更好的開展合作。雖然說我們之間有大量的競爭，但是合作還是一個主要的發展動力所在。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有足夠的能力能夠主導任何的一個項目，比如說在氣候變化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自行解決，還有包括在技術發展的情況下，我們也遇到了新挑戰，比如說一些新的恐怖主義的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解決，因此我們需要合作。所以我們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風險需要我們開展合作。

無論是對于中國，對于美國還是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我們現在要更多的相互依賴，而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我覺得我們現在要采取一些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共同解決我剛剛講到的一些關鍵挑戰。中國和美國是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如果說我們可以齊心協力，我相信我們能夠更好的來解決現在的這些重大的問題，而且中美之間的合作也能夠幫助解決世界其他國家的諸多問題。

我們在變化的過程當中，雖然我們肯定還會繼續競爭，我們也相信有很多挑戰，但是我們還有更多的共同之處，我們可以解決全球面臨的威脅而不是相互對抗。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解決之道，需要各個國家能夠更好的，設身處地的從他國的角度來考慮。盡管中美之間存在一些誤解，但中美相互之間的誤解現在還是在下降的，我們應該更多關注我們之間建設性的合作關系，我相信我們共同的合作可以把我們的經濟能夠更好的重新納入正確的軌道。不僅是政府之間，我們還應該要有更多的交流，我相信在很多其他的商業領域當中也可以進行合作，當然我們也期待有更多的交流。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增加我們的共識，我們要了解對方的關切、重點，我們也需要更好的來了解我們未來有哪些更多的合作方式。

最后，我認為，雖然我們在21世紀遇到了諸多挑戰，對于各國來說，對于中美這兩個大國來說，我們應該建立起建設性的合作伙伴關系，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為一個主導國家，我們應該相互精誠合作，才能更好發展，大國之間的關系可以重塑全球格局。我覺得我們今天的金融峰會，也能夠為這個主題建言獻策。

Jean PISANI-FERRY：歐洲的觀點，我們觀察到拜登總統的貿易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完全不同。這也好像是一個意外，但現在變成了個規律。美國的行為對歐洲來說，我們是非常支持全球機構的，而且我們認為目前的治理體系，實際上還是有效的。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拜登政府完全改變了氣候政策，又加入了巴黎協定，而且為減排設定了目標。美國的體系其實和歐洲也不完全一樣，確實能夠在歐洲制定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認識到，美國現在的政策就是這樣。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第一財經、證券時報、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