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宋欽章    每經編輯｜杜恒峰    

自有個人財產開始，財富傳承就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寒門陋舍三間、薄田五畝，要在兄弟之間求得雙方滿意的分配也絕非易事。若是財富多至21億美元或百億元人民幣之巨，那將是對“家長”公心和智慧的極大考驗，若財富分配還要加上非婚生子女，其中的顧慮和焦灼，恐怕只有宗慶后這樣的當事人才能體會。

為非婚生子女設立家族信托，信托由專業機構打理，隔絕了風險，各個子女優渥的生活有了保障，宗慶后可謂用心良苦。但這份充滿父愛的家族信托，卻成了家族矛盾爆發的導火索，非婚生子女一紙訴狀，將他們和宗馥莉的矛盾公之于眾，關于這份家族信托是否被“擊穿”的討論也甚囂塵上。

經過四十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創一代”們普遍面臨財富傳承交接的問題，家族信托作為經過上百年實踐、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工具，也越來越多地被高凈值人群所采用。但沒有一項工具完美無缺，仔細觀察宗家爭產案每個細節就可以發現，家族信托要真正發揮其作用，必須嚴格遵循其固有的約束條件。本期每經頭條，就從資深專業人士的視角，剖析宗家家族信托設計上的缺陷，并延伸至境內市場家族信托所面臨的問題及其發展前景上。

“十字軍東征時期，一些貴族奔赴前線，便將家產托付給留守的貴族，囑托其照顧家鄉的妻兒。如妻子不忠、又無后嗣，這些財產便捐予神父——這便是家族信托的早期雛形。”京華世家家族辦公室董事長聶俊峰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如是描述。

從歷史脈絡來看，現代家族信托的制度根基在英國得以成熟，隨后傳入美國并實現規模化發展。20世紀美國經濟騰飛造就了龐大的富裕階層，巨額財富的管理與傳承需求，推動家族信托成為信托業務中的專有業務類型，相關業態逐步發展壯大。隨著中國富裕人群的快速增加，家族信托作為家族財產傳承的重要工具，也逐漸被中國高凈值人群所熟知。

2025年盛夏，一場圍繞家族信托的遺產爭奪戰在中國上演。娃哈哈集團創始人宗慶后生前或許也未曾料到，在他離世一年多后，子女們會為遺產對簿公堂。與此同時，圍繞家族信托有效性的問題，高凈值人群的財富傳承難題也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由于兼顧財產規劃、風險隔離、資產配置等諸多優點，家族信托也被視為保護家族財富代際傳承的“金鐘罩”，但這個看似嚴密的防護體系，也存在被攻破的“命門”。綜合業內資深人士的分析，“宗慶后式難題”在高凈值人群中普遍存在，在設立家族信托時，要避免三個主要的誤區：一是“放不開”，即“家長”管不住自己的控制欲，導致個人對家族信托影響過大，這在“家長”過世后可能產生嚴重問題；二是“管不住”，即受托機構無法真正掌控信托資產，導致信托資產流失；三是“分不清”，即信托資產沒做到嚴格隔離，當利益相互沖突的主體都可以對信托施加影響時，沖突也就難以避免。

“宗慶后式難題”

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肯尼迪家族，對于這些傳承百年的“老錢”家族，家族信托已經成為“標配”。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也曾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將把家族產業全部交由信托基金打理，由他的兩個兒子及獨立審查官員監督業務。

家族信托之所以集富豪們的萬千寵愛，在于其機制設計上的一個特點——信托財產獨立性。一旦財產為他人利益或特定目的設立信托，它就成為獨立的信托財產，既不屬于委托人，也不屬于受托人或受益人的自有財產，且原則上不可強制執行。

正是基于家族信托的這些優勢，宗慶后為非婚生子女作出了家族信托的安排，但這種安排如今看來并不周全。

2024年年底，宗馥莉被“宗氏三兄妹”起訴，對方要求追索宗慶后生前承諾的每人7億美元（合計21億美元）離岸信托權益，直到最近該案才被曝光。目前該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宗馥莉此前從上述信托關聯賬戶（建昊公司設立在匯豐銀行的賬戶）轉出約110萬美元，此舉被“宗氏三兄妹”認為是她“轉移資產”的信號。同時，宗馥莉直接操作信托關聯賬戶的行為，也引發了該信托是否被“擊穿”的爭議。

聶俊峰對記者分析，根據已知信息，該信托未必被“擊穿”。“具體要看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和信托目的是怎么規定的，以及家族信托對SPV（特殊目的）公司的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有沒有制約能力。”

他指出，可能出于長女身份及其他受益人信息保密考慮，宗馥莉被指定為建昊公司唯一董事。若家族信托主要托付財產為建昊公司，且公司章程規定董事為唯一決策人，那么信托利益可能受董事決策影響。“如果宗慶后設立該離岸信托時前述關聯條款不完善、信托及SPV公司（特殊目的公司）治理無法有效制衡，那么宗馥莉可能沒有權限改寫信托受益人以及受益比例，但她仍然可以影響受益人的利益。比如以費用、經營資金支付等合法合規的方式，處置或轉移信托多層嵌套下的核心財產。”

“香港一些‘老錢’家族在設立家族信托的時候，大概率沒有把同父異母子女完全分開。一碗水端平很難，有時候家族信托與其將‘多房子女’混在一起，還不如分開的好。另外，以宗慶后為代表的這一代本土企業家，可能對家族信托的認知仍偏碎片化，事關傳承的重大決策存在零散不連續的狀況，導致最終沒有實現合理和諧的傳承安排。”聶俊峰如是評價道。

哪些家族信托會“失守”？

不同的家族信托需要解決各自不同的問題，家族信托遭遇風險也并非宗家這一例。事實上，家族信托被“擊穿”的案例并不鮮見。就境內設立的家族信托來說，公開可查的案例至少就有三起，其中兩起系當事人涉及刑事案件，信托財產被查封或強制執行。另外一例是張曉某為非婚生子設立的家族信托遭法院凍結。相關執行裁定書顯示，胡志某的情人張曉某設立家族信托，指定非婚生子為唯一受益人，胡志某的原配楊莉某以不當得利為由提起訴訟，并申請法院凍結信托財產，隨后法院凍結了信托項下的所有款項。

離岸家族信托也有被“擊穿”的可能。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的離岸家族信托即是如此。張蘭在與CVC Capital Partners的訴訟中敗訴，導致信托賬戶中的5537萬美元被該公司接管。該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認為，盡管信托項下的兩個銀行賬戶以SETL公司名義存在，張蘭仍保留資金的實益所有權；張蘭能自由轉賬，且在凍結令前急于轉出資金；其代理人郵件確認，相關銀行賬戶為張蘭所有。

從上述家族信托失敗案例中，不難發現一些共通的癥結。其中，信托設立的合法性是影響其有效性的重要前提，這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信托財產來源的合法性，二是信托設立目的的合法性。

“信托只能用于保護合法的財產。”大成律師事務所金融行委全球資產安全法律中心主任王旭律師表示，無論任何人、任何時候，如果以非法所得設立信托，最終該信托都有可能被“擊穿”。例如，若信托資產源自欺詐或非委托人合法所有，該信托便可能面臨“穿透”的風險。他強調，設立目的不合法也會影響信托的獨立性。“我曾接到客戶咨詢，他們想在離婚時隱藏夫妻共同財產，避免分割。還有人因不想償還已產生的債務而設立信托，隔離資金。這些信托的目的并不合法，信托規劃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瑞銀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王昊律師則指出，“當信托財產涉及夫妻共同財產時，若某位先生在海外私自設立信托，而在隨后的離婚訴訟中，妻子發現共有財產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裝入信托，她就有機會挑戰信托的有效性。”

委托人控制權的尺度也會影響家族信托有效性的發揮，已有不少名人在此“踩雷”。

王旭律師對記者表示，當委托人在信托合同（境內）/信托契約（境外）中或信托架構上保留了對信托過多的控制權，且導致信托財產能夠被委托人自由支配，信托被“擊穿”的可能性則會明顯增加。另外，在境外信托實踐中，對于委托人的所有指示，若受托人均“不假思索”地嚴格執行，這種情況可能構成實質虛假信托，其資產保護功能亦可能受影響。

王昊律師告訴記者，如果委托人在海外設立信托時保留了太多的控制權，信托的獨立性可能受到來自債權人的挑戰。“張蘭案件，以及一些俄羅斯與土耳其富人，均發生過類似被債權人挑戰的情況。”

普林信托CEO陳韜告訴記者，一個成功的家族信托需要具備以下幾個關鍵因素：首先，信托設立人一旦做了信托，需要盡量放棄對信托資產的控制權和支配權，這個信托才具備隔離功能；其次，如果選擇做境外信托，要選擇信托法律健全、政治穩定的境外法律管轄地，這樣萬一有法律糾紛就能更容易找到信托訴訟律師處理；最后，受托人的從業經驗也很重要，受托人必須有相關的職業資格證，并遵循職業操守獨立、公正處理信托的日常業務，而不是單純聽從委托人的指令。

“創一代”接納家族信托仍需時日

作為“舶來品”的家族信托，在內地的發展歷史并不長，境內首單家族信托成立至今也不過十余年時間。

作為中國內地家族信托發展的親歷者，聶俊峰對記者表示：“我2012年歲末在北京銀行總行私人銀行部開展家族信托服務以來，一直要求堅持中國式家族信托的‘四項原則和三大必要條件’：單一信托、資金托付、他人為受益人、信托不可撤銷+信托財產來源合法、財產共有權人（主要指配偶）簽字同意、債權人知情權的必要保障。”

在著手家族信托業務之初，他認為這是展業的底線。但他也坦言，在內地家族信托業務興起的早期，很多財富管理與信托機構為了迎合委托人（家族信托設立者）的控制欲，在信托關鍵核心條款設計上出現了很多“偽家族信托”。

他舉例，首先是委托人自益的家族信托（即委托人本人是信托唯一受益人）一度盛行，實質上并不具備風險隔離的效果；其次是私人銀行、信托公司等機構和人員在共有財產權人意思表示、財產來源合規審查和債權人權益保護等家族信托設立的合規審查方面往往輕率大意；第三，在資管新規出臺之后，很多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仍然罔顧風險，大量配置非標債權資產。

這種畸形的展業模式也給家族信托的發展留下了很多“后遺癥”。王旭律師表示，境內高凈值人群對家族信托的認識仍然不足，一個典型表現是，他們容易混淆家族信托和信托理財。“之前很多信托計劃爆雷，投資者損失很大。但實際上家族信托和信托計劃完全是兩回事。家族信托的功能更多是保護資產安全，提供資產保護與傳承功能。從本質上來講，家族信托并非一種理財產品，而是一種法律架構。”

聶俊峰提醒，設立家族信托宜早不宜晚，但中國家族傳統觀念里對死亡的避諱，導致很多創富者生前“不言身后事”，臨時倉促設立的家族信托又很容易漏洞百出。另外，信托文化基因的欠缺，導致很多本土的“創一代”對信托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感。

陳韜也表示：“家族信托在西方國家一直是家族財富傳承的重要工具，如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已傳承四代。然而，在我國，家族信托作為財富傳承手段相對較新。現代家族信托要求企業家等高凈值人群放棄對財富的控制權，轉由職業受托人管理，接受這一觀念需要較長的時間。”

“大多境內高凈值人群對家族信托的認知還停留在表層，并沒有太多的家庭高選擇家族信托作為財富傳承的工具，主要原因還是不放心——不放心把資產的所有權轉讓給非親非故的受托人或受托人公司。說到底，這也是不放心將資產交給下一代，所以不少創一代到了很年長了也不愿意權力下放，一旦發生意外，家族財富的傳承就面臨風險。”陳韜表示，家族信托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工具。

“隨著二代留學歸來參與企業運營，這一現象有所改善。然而，由于一些國內家族信托因設立或運作失誤而導致被‘擊穿’，這種擔憂重新浮出水面。但只要選擇合適的受托人公司、信托法律管轄地和合理的信托架構，家族信托作為資產傳承工具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陳韜最后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