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付克友

法治社會從來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行則將至。一個又一個具體案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檢驗法治社會的成色，也推動法治社會的進步。

最近的一個案例是，甘肅慶陽市寧縣盤克鎮的鄧先生，因在網上發布視頻質疑兒子學校校服存在質量問題，被寧縣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法院二審判決警方行政拘留決定違法，需賠償3237.08元。警方也已撤銷處罰決定，并就此致歉。

這場風波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權力任性與法治原則的較量。每一次權力任性的出現，都是對法治成色的考驗；而正是這樣的考驗，持續夯實法治社會的根基。

一位父親對孩子校服質量的擔憂，源于質樸的關切，本應通過溝通、解釋和調查來化解，卻意外觸發公權力的過度反應。警方以“尋釁滋事”為由，直接對個體采取嚴厲的人身自由限制，暴露的是某些執法者對法律條款的隨意解讀和濫用。這反映的不僅是個別人員的判斷失誤，更是權力慣性的傲慢以及對個體權利的漠視。

權力任性從來都會有代價。對鄧先生而言，這7天拘留帶來的是失業、家庭破裂和心理創傷，這些損失遠非三千余元賠償所能彌補。對社會而言，這樣的案例一旦成立，或將產生可怕的寒蟬效應，群眾監督的熱情將在無形中被壓制，權力的運行也可能失去必要的外部制約。權力任性最危險之處在于，它不僅傷害個體，更可能侵蝕社會健康的肌體。

值得慶幸的是，這起事件展現了法治的矯正力量。當行政權力出現偏差時，司法體系成為了個體權利最后的守護者。法院通過判決明確認定，警方行為“程序違法、證據不足”，不僅還了鄧先生清白，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法無授權不可為”這一基本原則。

縱觀全過程，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權力監督閉環：個體行使監督權—權力過度反應—司法糾正錯誤—權力機關承擔責任。這個閉環的順暢運行，正是法治社會的典型特征。它表明，沒有不受約束的權力，也沒有無法救濟的權利。每一次司法對權力任性的成功矯正，都是對法治信仰的一次有力增強。

當然，司法救濟畢竟是事后補償。法治建設的更高目標在于預防權力任性的發生。這起事件應當成為相關執法機關深刻反思的契機：如何完善執法程序，明確執法標準？如何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避免類似錯誤重演？如何提升執法人員的法治素養，確保權力運用更加審慎？

全面依法治國是任重而道遠的系統工程，而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是重中之重，需要切實把權力關進法律和制度的籠子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依靠法治是規范權力行使、制約權力濫用、遏制權力腐敗的重要路徑。就此而言，“家長質疑校服被拘”案也是對“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一次有效檢驗。

這種檢驗，需要通過一個又一個鮮活的案例來實現。鄧先生的經歷令人同情，但他的堅持更值得尊敬。他的可貴之處，一是在于用事實說話，對校服主動進行質檢，證明與標簽標注成分不符；二是在于鍥而不舍維護合法權利，在勝訴后依然堅持要求撤銷拘留決定。

鄧先生稱“不知道作為家長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法律已經給了他肯定的答案。正是許多像他這樣的行動，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例的爭取，推動著法治建設的進步。每一次對權力任性的質疑，都是對法治精神的呼喚；每一次權力任性被成功約束，都是法治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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