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杜蔚 宋美璐    每經編輯｜魏官紅    

是“秦代遺存”還是“今人偽刻”？引發廣泛爭議的“昆侖刻石”終于迎來官方認定，解開了身世謎題。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認定在青海省瑪多縣發現的“昆侖刻石”為秦代刻石，并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多數清晰可辨，文字風格屬秦篆。

早在兩個多月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或記者）就尋找到40年前見過該刻石的牧民，并率先發布報道，詳見《獨家：瑪多縣當地有牧民稱40年前就曾看見“昆侖刻石”，是否“秦始皇遣使采藥”遺跡，尚需國家權威部門認定》。此次的官方認定，正是在前期廣泛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

“通過專業檢測、古文字等方面交叉學科專家的兩輪驗證，最終才確定了刻石年代。”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后，青海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處處長阿朝東告訴每經記者，當地已聘請文物機構加強對刻石的保護，后續也會進一步發掘周邊區域，該刻石將參加第九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申報。

面對眾說紛紜的年代之爭，國家文物局是如何溯源的？

“這一認定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這使得昆侖刻石成了可信的史料，補充了秦始皇為求長生久視、派人四處尋仙采藥的歷史記載，既表明秦人采藥尋仙之范圍可擴展至青藏高原，也說明秦人觀念中的昆侖所在地就在扎陵湖附近。這是中國早期信史的一個絕佳例證。”古文字學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向每經記者指出。

今年6月起，每經記者深度調研瑪多縣。對于如今官方給出的“身份認定”，當地文旅局相關人員第一時間向記者表示，雖因國家公園限制，旅游開發受限，但刻石的認定無疑提升了瑪多縣的歷史文化知名度。期待當地能借刻石將千年古墓群等遺跡串聯。

在各方的呵護下，這處珍貴的秦代刻石如何在保護與開發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這不僅是對文物保護工作的一次重大考驗，更是行業和當地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青海省瑪多縣“昆侖石刻”實物，近日已被官方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華旦供圖

交叉學科專家兩輪驗證證明刻石為秦代遺存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9月15日，來自國家文物局的官方信息顯示，“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鄉卓讓村，地處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號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約200米，海拔4306米。

文字刻鑿壁面總長82厘米，最寬處33厘米，刻字區面積約0.16平方米，距地面約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信息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值得一提的是，該刻石提及的“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皇帝”“□百五十/里”等內容以及刻石巖性、風化程度等曾引發學界和公眾質疑：內容是否符合秦代用語？風化程度是否符合秦代遺存特征？這是玄武巖還是石英巖？

對于爭議的具體年份，最早刊發相關文章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傾向于將相關文字識讀為“廿六”，而劉釗根據學界意見，進一步證實“廿六”是“卅七”的誤摹，并指出這一時間節點表明的歷史意義。劉釗的這一意見，獲得了官方認可。

發布會現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黎表示，“卅七”原釋為“廿六”。經分析信息增強處理后的筆畫，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巖體剝落邊界，而非刻字筆畫，應釋為“七”。

另外，刻石的刻制工藝同樣經過嚴格驗證。該調查研究通過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采集刻石文字信息，獲取了刻石的正射影像圖、高清數字線圖、高清電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圖，逐一對刻石文字進行提取分析。對刻痕特征、巖性基本物理性質、風化程度及保存狀況進行多項檢測，判斷刻石巖性為中細粒長石石英砂巖，文字風格屬典型秦篆，鑿刻工藝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排除了現代新刻可能。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王進先介紹了刻石所在地自然環境與周邊文物遺存。其表示，扎陵湖區域屬高原大陸性氣候，刻石巖體與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觀，整體營造出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效果，有利于刻石長期留存。

據王進先介紹，該刻石周邊150千米（約合秦漢360里）范圍內已發現從舊石器時代至近現代的文物遺存共75處，包括疑似石棺葬、古城遺址及祭祀遺址，說明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秦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并非人跡罕至。

阿朝東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后告訴每經記者，此次鑒定結果是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兩個單位，采用監測設備等科技手段得出的，調集石質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從專家層面到技術團隊，兩次前往現場，綜合論證得出結論”。

專家：秦始皇尋仙范圍延至青藏高原刻石內容補充了《史記》

阿朝東向記者指出，“尕日塘秦刻石”位于三江源國家公園區域，此前因高海拔和保護限制，人跡罕至。“該刻石的定性對青海省、瑪多縣的歷史以及昆侖文化、古道研究都非常重要。”

“這次國家文物局的認定，不是簡單的行政認定。這個認定是在多輪專家組研討和現場勘查驗證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具有‘一錘定音’的權威性。”劉釗告訴記者，刻石內容體現出的歷史背景與《舊唐書·敬宗本紀》的一段記載很像。

唐敬宗寶歷元年八月乙卯夜發生“太白犯房”天象，“太白犯房”預示著君王和大臣的兇險，于是唐敬宗“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臺山采藥”。“這與《史記》記載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現‘熒惑守心’天象，秦始皇于是派人四處尋仙采藥的記載何其相似。說明這一習俗有著很強的延續性。以往學界大多認為秦始皇派人尋仙采藥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而這次刻石的發現并結合里耶秦簡，可知當時的尋仙采藥活動很可能是全國性的、全地域范圍的，所以秦始皇的尋仙采藥范圍延伸至青藏高原一點也不奇怪。”劉釗分析稱。

這一發現顛覆了傳統認知，讓外界看到秦代中原文化輻射的廣度。劉釗還表示，“昆侖山是個流動的概念，隨著時代改變，其內涵和指稱一直在發生變化，但刻石中關于‘昆陯’的記載，為確定秦人心目中昆侖山的位置提供了關鍵線索，結合扎陵湖周邊地理環境，可推斷秦人認為的昆侖山就在三江源附近，這與后世對昆侖山地理位置的認識存在差異，也反映出古人地理觀念的演變過程。”

在考古與文字學領域，“尕日塘秦刻石”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

劉釗進一步告訴每經記者，“刻石文字雖有殘損，但文意貫通，字體風格是典型的秦篆特征，為秦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實物資料，填補了秦文字體系中的部分空白，對完善秦文字發展演變譜系至關重要。”

“秦代留下的原始文獻資料很少，目前關于秦代的記錄主要來自司馬遷《史記》，其中一些內容是他做的田野調查中的記錄，但這是我們現代人無法親眼見到的。而‘尕日塘秦刻石’就是在原地的文物，其內容補充了《史記》。”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常青向記者表示，“尕日塘秦刻石”價值重大。

北大國土空間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際會員劉保山告訴每經記者，“尕日塘秦刻石”展示出我國傳統醫學以及大眾對昆侖文化、道教的信仰等悠久歷史。這背后還有很多深刻的文化有待挖掘和闡釋，具備極大的研究價值。

此外，刻石的發現也為高海拔地區考古工作開辟了新方向。劉釗強調，“瑪多縣海拔4000多米，此前因自然條件惡劣，考古工作開展有限。但這處刻石證明，早在秦代人類就已在這片區域有過活動。未來的考古應向這類邊遠、冷僻地區拓展，或許能有更多突破性的發現。”

阿朝東表示，接下來當地會請甲級資質勘察設計單位對刻石進行調研，制定保護方案。“我們會根據方案加強保護。也會圍繞該區域做進一步的發掘計劃，除了刻石，對周邊區域也進行考古調查，看看還有哪些古代遺存。”

“目前刻石已經核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后續我們還會做進一步申報，參加第九批國保項目等。”阿朝東向每經記者透露。

劉釗、常青等行業專家向記者分析指出，根據該刻石的重要性，其有望順利進入“國保”定級。

撥付搶救性保護經費下一步是讓文物“活”起來

“昆侖刻石”被認定為秦代遺存，社會爭議告一段落，但如何守護這處目前為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挖掘其背后的文明價值，成為各界關注的新焦點。

“做好其防護工作非常重要。”劉保山建議，繼續延續田野調查和考古學調查，去探訪其周邊是否還有別的遺跡或者相關文獻記載，結合這些做好昆侖文化及青藏高原地區其他的科考工作。

“當地首先要做的，是給刻石‘遮風擋雨’。”劉釗向記者表示，“該刻石地處4000多米的高海拔區域，風大、溫差大，容易造成風化侵蝕，所以保護是第一要務，建議要搭建防護屋或玻璃罩，防止石刻進一步風化。”

上述觀點與當地的規劃不謀而合。據阿朝東透露，目前刻石現場已被設置臨時圍欄，并委托專業機構啟動保護方案制定，下一步將組織專家赴現場調查，為后續保護提供科學依據。

在新聞發布會現場，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表示，從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經費中，為“尕日塘秦刻石”撥付98.85萬元搶救性保護經費，支持瑪多縣設置保護圍欄，建立臨時性看護用房，解決一線值守用水用電難題。

考古勘察的深入推進，是解鎖刻石價值的關鍵。劉釗強調，需圍繞刻石開展系統性考古工作，“要在周圍勘探或發掘，尋找秦代地層和遺物，這能為刻石的歷史背景提供更豐富的佐證。”

同時，他建議擴大勘察范圍，“瑪多縣是唐蕃古道的重要節點和樞紐，是古代的驛站，文成公主進藏曾途經此地，周邊可能存在更多古代遺存，需要持續地開展工作。”

阿朝東也表示，已計劃向國家文物局申報進一步發掘計劃，結合昆侖文化、古道研究，梳理區域歷史脈絡。

瑪多縣當地一位資深的文物保護人士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刻石所在的區域是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與文成公主進藏的歷史緊密相連。如果能夠合理開發，將刻石與周邊的古墓群、巖畫等文化遺跡串聯起來，既能提升瑪多縣的文化知名度，也能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不過，受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保護政策限制，旅游開發仍面臨挑戰，如何在生態保護與文化傳承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為當地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保護與研究的基礎上，如何讓文物“活起來”，也考驗著各方智慧。

對此，劉釗建議，“可通過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出版研究專著等方式，擴大刻石的學術影響力。刻石證明秦人的活動范圍已延伸至青藏高原，體現了我們的先人不屈不撓、無遠弗屆的大無畏氣概和勇于探索的開拓精神，這種氣質和品格需要被更多人知曉和傳承。同時可以通過各種媒體形式，對刻石體現出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加以活化利用，使其成為青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精品和文旅金名片。”

從臨時圍欄到科學保護方案，從單點考古到區域文化梳理，“尕日塘秦刻石”的保護與研究正逐步推進。這處千年遺存不僅是秦人尋仙采藥、西部開拓的歷史見證，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生動注腳。

在劉釗看來，多方合力之下，它有望從“考古新發現”變為“活態文化遺產”。

封面圖片來源：華旦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