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王硯丹    每經編輯｜王可然    

▲劉紀鵬

改革開放40年偉大的歷程，資本市場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改革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資本市場建設也在摸索中前行。近日，《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進行了專訪。作為“企業股改第一人”、國內首提“資本金融”概念和創建資本金融學的第一人，劉紀鵬是中國早期資本市場的建設者與參與者。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他向記者回顧了當年資本市場創立時的難忘經歷，也對新時代的資本市場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劉紀鵬表示：“我們應該正確認識金融和現代經濟的關系，振興資本金融，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引導資本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避免脫實向虛。我認為，如果改革的思路對頭，堅持市場化道路，很多現有矛盾問題會迎刃而解，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都會實現更好發展。”他也表示，一言蔽之，繼續沿著市場經濟的道路，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不要動搖，繼續按照正確的方法論，解決中國資本市場的遺留問題，讓它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中國的崛起就是必然的。

談親歷難忘之事銀證分離組建證監會學術論證

NBD：改革開放能取得今天的偉大功績，離不開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您曾經參與過中國資本市場的早期建設，能否談談您經歷過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

劉紀鵬：中國資本市場已經走過了28年的歷史。回顧過去，對我而言，開辦北京的法人股市場，銀證分離組建證監會的學術論證，應該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兩件事情。

1989年，王岐山同志在北京成立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的前身——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我參加了聯辦的工作。之前最大的爭議就是股票這個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搞？

資本市場建設要想順利開展，首先需要上層思想統一認識。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當時國家體改委主管股份制的生產體制司司長孫樹義調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任副主任，有一天他打電話，說中央要了解股份制的理論，希望我們盡快編一個材料，這個材料的名字就叫馬克思論股份制。

所以我們在推進股份制過程中，第一件事就是編寫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直到今天我還都保留著。我們論證的結果就是，我們先從向職工定向募集，因為職工當家作主是企業的主人，買自己企業的股票符合馬克思理論。第二，就是向社會法人定向募集符合馬克思理論。因為在當時，我們還沒有私營企業，我們只有個體，凡是具有企業法人地位的，不是全民企業，就是集體企業。這兩類企業在中國的基本制度中被論證為公有制形式，所以可以先搞法人股。因此職工股跟法人股就首先出現在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中。

1992年，國家體改委牽頭14個部門集中了近80位同志，制定了兩個意見，一個是定向募集股份公司的規范意見，還有一個是有限責任公司的規范意見。這兩個意見先于《公司法》出臺。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全國就搞了6300多家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

那時我同時還在體改委參與股份公司的制度性建設，深深知道這股份設立之后的重要目的就是能夠轉讓，沒有轉讓的股份制，是不完善的股份制。于是我首先寫出了把定向募集的法人股在北京STAQ系統掛牌交易。因為當時深滬交易所主要是向個人發行股票，個人股票跟國家股法人股如果混在一起，意識形態上通不過，因此希望能夠在北京STAQ系統里，把定向募集股份公司中的法人股進行流通。之后聯辦的同志向中央匯報，很快得到了批準。在STAQ系統掛牌的首批15家企業，基本都是我做的股改方案。

之后，滬深交易所在發展，STAQ系統也在發展。這時候，就提出了監管的問題。我主筆參與寫出了一篇有關銀證分離組建證監會、發展中國證券市場的報告，這篇報告曾發表在《經濟日報》上，后來又以內參報告的形式上報到中央，獲得批準，這篇報告由于意義重大被稱作”聯辦宣言”。這份報告由聯辦的幾個同志向當時主管金融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匯報。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國證監會，我們聯辦的一半同志都調到了證監會，而且證監會最早的開辦，也是聯辦先撥出了5000萬元，作為證監會的開辦費。

總之，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資本市場基礎建設，當初是經過了非常復雜而漫長的過程。其中，統一思想認識，是能有資本市場今日成就的起點。

談可持續發展“有三點值得重點注意”

NBD：經過了40年的歲月，今天我們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您認為下一步資本市場建設重點應該放在什么地方？

劉紀鵬：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在發展中取得了很多成績。而今后要想真正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有三點值得重點注意。

第一，對于監管組織體制本身應進一步完善，同時在監管過程中應尊重市場規律。證監會本身應在監管發現的環節多下功夫，對干擾市場正常秩序、有失市場公平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同時完善退市制度建設。

第二，真正以實際行動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這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對中小投資者進行教育，而是從源頭做起，厘清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我的建議是，監審分離，下放發審到交易所，證監會監管監督。然后做實保薦——即保薦人誰出問題要終生負責。

第三，找到平衡大股東和小股東利益之間的有效途徑，加強上市公司治理工作。應該保護出錢的人，教育圈錢的人。上市公司應當把精力放在增量財富的創造上，而不是放在大股東減持、存量財富的分配上。

目前一二級市場價差巨大，大股東入股成本極低。我的建議是，預設可流通底價，你不到那個價格不能減，而且信息公開披露，這樣能有效限制大股東的瘋狂減持，并督促他們將精力放在公司價值創造上，有動力真正做大做強上市公司。

談解決經濟周期須在金融體制改革上有所動作

NBD：我們知道經典的經濟周期理論。過去東南亞經濟危機、美國次貸危機都給世界經濟造成了一定時期動蕩。而中國因政策制定得當，平穩度過了歷次危機，并在之后取得了更大發展。您認為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好地抵御周期影響、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劉紀鵬：對于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爭論一直比較多。有些人認為是三年，有些人認為今年GDP增速能上6.5%，明年則面臨一定下行壓力。

在我看來，要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核心的問題是改革不能倒退，也就是說國家必須在金融體制改革上有所動作。

我認為，可以首先考慮放寬和鼓勵海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借助海外投資者，通過市場“野蠻人”的力量和上市公司規范化的力量兩手抓，解決我們內部現有的歷史遺留的問題，應該是關鍵。

第二，我認為，中國的周期調整和西方國家有所不同。這應該重點強調。

美國是在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的時候，國家才開始大規模干預。比如說通過量化寬松，美聯儲買財政部的國債，向財政部釋放貨幣資金，財政部拿著錢又去拯救花旗，拯救通用。相比海外，我們的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更多。所以中國的周期和西方的周期不一樣。今天既要去金融泡沫去杠桿，防止金融風險；同時又不能過緊，否則經濟增長又保不了。

我們應該正確認識金融和現代經濟的關系，振興資本金融，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引導資本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避免脫實向虛。我認為，如果改革的思路對頭，堅持市場化道路，很多現有矛盾問題會迎刃而解，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都會實現更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