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張蕊    每經編輯｜陳旭    

3月23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召開。

在以“鞏固結構性改革成果”為主題的分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2015年底提出以來，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在去產能、去杠桿方面更是如此，這也很好地促進了2016年四季度一直到2017年中國經濟的企穩。

不過他同時表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能完全觸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未來仍需加大工作力度，打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升級版。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工業減速緣于提質增效增加的GDP還不夠充分

自201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在楊偉民看來，這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靈了，而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能觸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現在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楊偉民說，目前的經濟下行固然有國內外短期因素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在短期的反映。

楊偉民舉例說，我們的經濟減速主要是工業減速，服務業增長仍然比較快。而在需求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工業結構當前還比較僵化，尚未完成適應性調整。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強調提質增效，但提質增效增加的GDP還不能夠彌補產品減產而減少的GDP。這是我們增長的一個現實。”他給出下面一組數據：2017年，國家統計局統計的89種工業產品當中，有55種（約占60%）的產品產量比過去10年間的歷史峰值出現了負增長；在107種出口產品當中，有74種（約70%）的產品比過去10年的峰值出現了負增長。“我認為這是工業減速的主要原因。”

另外，從2018年情況來看，經濟減速主要由于消費和投資雙減速。消費減速受很多因素影響，比如居民收入增長放緩，特別是服務消費比重在提高，汽車消費進入到一個階段性、周期性的變化過程當中等等。“但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房價及房貸的擠壓，問題在于房地產，但房地產本身也是供給側結構性失衡，有些地方過剩了，有些地方供給又不足。”

投資減速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資為主的基建投資在減速。我國投資當中基建投資，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主的基建投資占比很大。在楊偉民看來，這主要是由于過去積累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過大，從去年起中央開始問責，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變換花樣舉債搞基建了。

“其實這是一個更復雜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我們還沒有更多地觸及，涉及國企和民企，涉及中央財政和地方事權，涉及政府與市場等重大的結構性改革。”楊偉民說。

改革必須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

繼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楊偉民認為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首先，要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這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已經不再局限于過去的“三去一降一補”，更重要的是要拓展到增強微觀實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是針對國民經濟重大問題所提出的新方略。

具體而言，包括但不限于要加快僵尸企業出清，要堅持結構性去杠桿，減稅降費，建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按競爭中性原則營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要破壞壟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擴大規則等制度性開放。另外，要加強新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過去我們的基礎設施主要是‘鐵公機’，下一步要加快新經濟的基礎設施。”

在接受包括《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楊偉民表示，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下一步可以重點發展與人工智能相關聯的基礎設施。

其次，要以改革為手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兩個字是“改革”，所以必須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走深、走實，防止改革空轉，企業無感。

具體而言即加快國資、國企壟斷行業，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職能等改革。“歸結到一點就是要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發揮決定資源配置的基礎決定性作用。”

第三，楊偉民重點強調要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他看來，結構性失衡的根源在于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為關鍵，因為金融是“血脈”。

近年來，銀行貸款比重出現了“兩降三升”，“兩降”是制造業和民營企業貸款大幅度下降，“三升”即房地產、金融業、個人住房貸款比重幅度上升。而中國的貸款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貸款的結構變化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結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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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給側改革要調三個結構

而具體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楊偉民認為要調整三個結構：

一是市場結構，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

“我國實體經濟每年背負7萬億元的利息，這對金融業是增加值、高利潤，對實體經濟就是極大的負擔。”楊偉民說，所以要保持我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一方面要減稅、減費，同時也必須減輕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加快建設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占比。

二是銀行結構，要建設多結構廣覆蓋的、有差異的銀行體系。

當前中國的銀行結果是國有大行占絕對優勢，這并不能很好地適應實體經濟當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占比高、科創型企業增長快的特點，特別是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如何適應國企、民企、外企這三大主體并存的所有制結構。

“我們如何從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務三大市場主體的銀行體系，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課題。”楊偉民說，要增強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業務比重，增加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進城商行、農商行業務回歸。

三是產品結構，要積極推行個性化、定制化、差異化產品。

楊偉民認為，要擴大抵押物的范圍，按照企業不同產品的生命周期來確定貸款期限，而不是反過來，讓企業來適應銀行的貸款期限。要完善銀行內的盡職免責制度，建立激勵機制，開發實體企業和銀行共擔風險的金融產品，開發適合民營、小微企業的產品等等。

（封面圖片由主辦方提供）